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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讲求功利性，或是社会的政治的或是商业的，总之在功利性一点上是统一的。沈从文的小说便是一种异端，《边城》就是这异端的一个范本。

沈自以为的文学理想，是建筑一所“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采用了一些写实主义的手段，所完成的都是一个非写实的田园世界。所谓写实主义的手段，根本的就是语言上的节制和情绪上的节制，就是不在文字表面表现过多的“热情”。热恋中的沈从文曾经在一篇谈论小说的书信中写道：“这种热情除了使自己头晕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可以使你作品高于一切作品。在男女事上热情过分的人，除了自己全身发烧做出一些很孩子气可笑的行为外，并不会使女人得到什么，也不能得到女人什么。”这完全是过来人的口吻。不发烧的《边城》在形式上就表现出简洁和锻炼的功夫，是一部精致之作。所谓非写实的世界，意味着它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也不应该要求它与外在现实世界作直接的对应，它在它的内部自建了一套构架和秩序，那就是人性的纯净的爱的关系。这可能使它不真实，却格外生动。“‘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的最高成就”，沈从文这样说。它生动，不全在于人性的温暖和完美，尤其在于人性所造成的缺失和遗憾。天保、傩送兄弟都爱上了翠翠，翠翠喜欢傩送。天保自动离乡，却在途中落水身亡。傩送不敢面对爱情和婚姻了，也出走。翠翠孤独地在渡口守望。“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天回来。”牧歌世界因为有它自造的伤害和破损，所以才格外有力和动人。沈从文不回避追求散文诗的效果，也不排除“偶然”和“情感”对命运的更改，这便使他的人物命运有起伏有转折，进而使作品有深度而不平面。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还是参照现实来自拟的。

1934年1月，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告别新娘返回湘西老家一行，发现故乡原有的正直朴素美已所剩无几，回来后的成绩便是《边城》和《湘行散记》。《湘行散记》虽是散文集，却可以当小说来读，因为是一组写人事的短篇。就个人偏好而言，我喜读《湘行散记》甚于《边城》。《湘西》和《长河》则是1938年沈从文第二次返乡后的收获。《湘西》是比较纯粹的散文，沈是当它作风物志来写的。

《长河》写出的是社会风俗史，是沈从文最杰出的作品，语言上边说到了，此其一。其二，是人物嘴脸清晰。夭夭要比阿黑、翠翠更见个性。《边城》中除翠翠、老船夫之外，其他人物便嘴脸模糊，只看得到他们的一点行为状态。《长河》但凡上场的有名姓人物都有清楚的正面的刻画，这是因为用力的写实的缘故罢。虽然如作者所说“加上一点牧歌的潜趣，取得人事的调和”，却并不写意式随便涂抹人物。第三个杰出，便是规模大，人物多，场景多。沈向来只筑“小庙”，求一个“用料少、占地小”，局面不大，《长河》开场就甚宽阔，一改旧貌，可惜有始无终，三卷只完成一卷。

沈从文未完成的计划还包括九篇类似《边城》的中篇，废却了一个总题目《十城》。《月下小景》原计划写一百个佛经故事，也只完成十则，原拟的题目《新天方夜谭》只好改为《新十日谈》。即使如此，从总量上，沈从文小说也足够惊人了。研究者中间有人说，沈的作品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高。斯诺称其为中国的大仲马。大仲马没有作过文体试验，沈从文则反反复复地从事他所谓的“情感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这与他在大学教小说习作有关，因为要为学生作不同体例的示范。他平生总是固执地称自己的作品为“习作”。虽然，他的习作失败的有许多，但仅仅成功的那部分，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作家。他说过：“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独断！”坚守这种理念，使他长期受到批评界的敌视，但最后是他赢得了最终胜利，这种光荣不次于赢得他的新娘。

二十岁的沈从文告别湘西，奔赴北京，曾经有两种准备，读书是一种，“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他到底还是作了别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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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钱杨双峰（1）

张爱玲改了自己的《倾城之恋》作话剧，1944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