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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4）

乡村的这些阅读经验，意外地为我大学期间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打下了基础。我几乎是没有再重新阅读“红色经典”，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学习任务，而且也在作业、发言和考试中有了好的表现。当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些作品时，那个偷偷借书给我的同乡，正在上海的街头东奔西走。我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个比我长几岁的乡村伙伴，听说他长期在上海等城市拾荒拣破烂，据说这活儿可以赚钱。我少年时的伙伴几乎都散了。

当初的阅读与专业没有关系，但它融入了我的成长，在课堂上当老师讲起这些作品时，我是带着对人生的体验来回忆我当年对这些小说的阅读感受的。期末考试后，任课老师让同学把我的试卷答案抄在黑板上，我此后的专业选择与此相关。我后来自己也不断修正当年的理解，但这些作品最初催生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念，文学作品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也许就到我们这一代结束了。

“拨乱反正”、“打破禁区”这样的词在八十年代是常见的，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禁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后来才了解的。大学一年级上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我也无法明白，有许多文艺作品为何成了禁书。直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时期的文献，无意中在一份内部油印刊物上发现了《本馆重新开放的文艺书目》，我才对十年之前的印象有了追问的可能。南京图书馆的这份《书目》分为“中国文艺书目”与“外国文艺书目”两部分。前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李准《李双双小传》、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阮章竞《漳河水》、郭小川《致青年公民》、闻捷《天山牧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种谷记》、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劼人《大波》、杨沫《青春之歌》、曹禺《明朗的天》、冰心《樱花赞》、秦牧《花城》等，古代的有《西厢记》等，近代的有《官场现形记》等，茅盾的《夜读偶记》也在开放的书目之中。其中有不少在五六十年代广有影响的戏剧电影作品，如《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甲午海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南海长城》、《红色娘子军》、《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水千山》等。重新开放的文艺作品还包括一些“革命回忆录”。外国文艺部分以俄苏作品居多，也有拜伦、雪莱、席勒、莎士比亚、王尔德、马克？吐温等作家的作品。这份《书目》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这也可以从编者的按语中推断出：

近些年来，“四人帮”执行了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许多作家被“打棍子”、“扣帽子”，一大批优秀作品横遭扼杀与禁锢，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时期，被批判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数，但究竟有多少作品被批判过，从来没有人统计，可能也无法统计。究竟那些书可读不可读，依据的是当时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并无具体的界限。《*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重新解释了中外文艺史，由此规定了文艺作品的生与死。《书目》中的一些“革命*”也曾遭到批判，有些“*”被打入“冷宫”是与某些党史人物在“*”中的命运有关。由这份《书目》可以看出，第一批开放的文艺书目中，“十七年文艺”被《纪要》认定是“黑线专政”，重新开放的书目中多数是“红色经典”和“革命*”。“三十年代文艺”只有少数几本左翼作家的作品被开放，如《殷夫选集》，而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尚未开放；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的小说还在“冷宫”之中，不必说沈从文等作家了。由“书目”可以发现，“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欧美现代派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还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在这份《书目》中，几乎不见“现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