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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之行，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篇短文鲜明地传递了那个年代的主旋律之音，革命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现代化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诠释。即便在今天，我自己的许多想法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我仍然谨慎地对待理想主义，而且总觉得自己的血液在澎湃。我有时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对曾经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怀有理解和敬意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这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个可笑的想法。二六年七月，我由西安去延安，心情是那样的特别，在到达的夜晚，我是那样渴望贴近延河，贴近宝塔山。夜间的延安城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后革命”的某种氛围也在这里散发着。在住下后，我又被当地朋友拉上车，往枣园方向去了，到那里吃羊肉。翌日的黎明，我漫步延河，干涸的河床上零星长着杂草，跨过河道的大桥下面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这个景象对我几乎是打击。只有当我仰望山上的宝塔时，神圣感才代替了败兴。我很少朗诵诗歌，此时，贺敬之《回延安》的诗句脱口而出。如果回到当年，我或许是个革命者。在宝塔山下，我看到了有家小店卖剪纸，既有以革命为主题的，也有反映民间风俗的。我挑了许多张，从这些红色的剪纸中，想象当年的延安。在从延安去米脂的路上，大家说到那时的革命者，我说，丁玲“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才是“超女”。我和几个朋友驱车到了米脂县一个叫黑疙瘩村的地方，陪朋友祭扫她的爷爷，一位老红军战士。我站在山坡上，想到的不是生与死，而是革命与贫困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校园仍然充满政治激情。自发的党章学习小组层出不穷，尽管在八十年代初期，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一个班级能发展一两个党员已不容易。我的上一届同学中，直到毕业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入党组织。但这丝毫不影响学生申请入党的势头，未能在学校入党的部分同学，毕业前夕还要求系里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放入档案。当时获知高年级有同学是党员，我们看他们的眼光几乎是异样的。而学生党员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也发挥着特别的作用，　也就是党组织要求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九八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晚，我们都挤在文科楼三楼大教室收看那场揪心的第三届世界女子排球赛。这场历时十一天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在中国和日本女排之间进行。我们仿佛也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内，情绪紧绷。这场鏖战终于以中国女排夺冠闭幕。当时大教室的狂热气氛几乎沸腾。那时，我们仍然把体育和政治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上街*庆祝的队伍迅速集结走出校门，这几乎是一个全国性的景象。“三大球翻身，女排捷足先登”的标语四处可见。等我们从街上*返回第八宿舍时，部分同学的兴奋情绪还难以平抑。和我们住一幢楼的体育系学生，在楼前砸酒瓶、烧棉被，又有同学把装垃圾的箩筐拉来焚烧，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大声疾呼：“不能再烧东西！”我认出这是我们系七七级的班长。他又挤进人群，再次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请大家听我的！”在一阵喧哗之后，同学散去，火也被扑灭。

昔我往矣（5）

许多年以后，几个系友聚会，这位班长也在场，大家说到了这件事。我们几乎是齐声说：“我是共产党员！”

政治理想与入世情怀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我对道路的选择。在最初选择专业领域时，我也放弃了自己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爱好，涉足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关联密切的学科，与当下生活气息相通的领域。从一九八五年到*年，我对报告文学特别有兴趣。苏州乡镇企业不断崛起，反映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在我生活的城市是个文化热点，我也常常被组织到这类活动之中。而自己刚开始的学术，则几乎是报告文学评论，或者是与现实主义相关的创作。在一九八七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写了这样两段话，今天重读，虽不说今是昨非，但确实呈现出当年的文学观与世界观的局限以及语言的空洞：

如果换一个角度结束本文，我们不妨这样说：从报告文学忧患意识复现与深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报告文学仍然执著于革命现实主义。我们认为这是艰难而成功的选择。自然，我们并不厚此薄彼，遗憾的是，“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似乎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报告文学自然要有新的发展，但它不会离开现实的土地“羽化而登仙”。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因成功而麻木，而失去困惑；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家也不会对一个成功而又困惑的民族失去忧患精神；人类只要在克服困惑中前进，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