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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反复告诫要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和责任，因为是代表，不仅代表我们学校，而且代表新时期大学生。领导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带回学校。我则做作了不辱使命的保证，请领导和老师放心。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长久怀有政治热情，而参加这次会议则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既遥远而又现实的政治责任感，甚至滋生了有些飘渺的抱负。诚惶诚恐的心态，在南京等待省领导讲话送行时，差不多达到了顶点。当我在南京上了火车躺在铺上时，我感到这些天来，我的躯体都僵硬着。那是一种紧张。

北京的宏伟、壮观，让我在震惊之余不知所措。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开始在地图上寻找天安门的位置，首先想去看的就是天安门。大会多数活动都是集体性的，一个人不便出来，代表团有很严格的纪律。在获知会议日程安排之后，感到失望的是，发现没有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安排。后来知道，毛主席纪念堂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没有机会瞻仰毛主席遗容，我还是到纪念堂周边转了一圈。

会议结束，我从北京回去时，这成为我在北京开会的一个遗憾。另外一个遗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我们没有见到*同志。在接见的上一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猜测这次能否见到*。一走进接见大厅，我们几个代表就分头看第一排中间座位靠背纸条上的名字，我们看见了“*”等，可没有找到“*”三个字。现在回想自己等待接见的心情，联想到当年红卫兵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场景，尽管这是不同的事件，但青年一代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常常与领袖有关。在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毛泽东与*这两个伟大的名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昔我往矣（2）

一九八六年秋冬，我去湖南长沙一家出版社送书稿，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去的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年的足迹。那时，毛泽东已经从神坛走下来，但即使如此，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割不断和毛泽东的思想联系。因为天气降温，我在长沙买了一件风衣，站在橘子洲头时，落叶满地，想象“层林尽染”，“浪遏飞舟”的意象，看湘江东去。匆忙看了第一师范后，去攀登岳麓山，在爱晚亭坐了片刻，雨大了起来，我还是去看了蔡锷墓。隔天又转道湘潭，再往韶山。在匆忙的脚步中走过我少年时痴迷的革命“地图”，我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红卫兵的跋涉路线。这次湖南之行距我一九八三年站在金水桥前仰望天安门城楼已过了三年，我对“革命中国”的理解也有不少变化，但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读顾准的书，我仍然觉得不能把乌托邦和专制主义划等号。

现在想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中国的认识，其实是与我们对*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那天中央领导的接见，因为没有见到*，我心中的失落是长久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另外一个城市，见到当时一起在北京开会的同学，他说到我们错过了一次见*的机会。看来，这样的失落感也在其他同学心中。从一九七三年读初中开始到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后期的中国再度变幻莫测。*的复出和再次被打倒，已经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相关。即使在乡下，关于*的故事也是传奇性的。我那时对《参考消息》有特别的兴趣，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最新认识和消息差不多都来自这份报纸。但显然，已经上了高中的我，是无法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在当时，上了高中，基本意味着两年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不读书，做什么？这是读高中后就发愁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我们在“*”快要结束时卷入了“*”。那个时期的高中生，不可避免地按照要求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活动。我也写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作文，复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那个年代我们学习的方式。

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第一次贴近这个宏大建筑物的感觉，现在还难以言说。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如同处理过的白昼，明亮而柔和，辉煌中渗透着肃穆。尽管红色的地毯被桌椅分隔，但我仍然觉得像太阳般的一块天衣无缝的旗帜覆盖着脚下。我在位置上坐下来以后，不自觉地脱了鞋子，双脚在红地毯上摩挲。这个细节一直让我无法忘记。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圆明园遗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位置，当时感觉这三者差不多在一个方位。根据会议的日程安排，我们参观了圆明园遗址。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自然与这个已经是废墟的皇家园林相关。等到我们一行人从废墟中穿过后，历史的耻辱感几乎在每个人的心中产生，这从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