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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与逃离（9）

所有的向往，其实都是对贫困的释放。

在一九八一年那个躁动不安的暑假，我开始准备去读大学的行李。尽管那不是理想之地，但毕竟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当时村庄的收入，要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凑齐是不容易的，还要买一张去苏州的汽车票。首先是要置一只箱子，当时的村庄根本没有皮箱子的概念。父母亲找到几块木版，木匠朋友到家打了一只木箱，又带到镇上，父亲的一位朋友帮忙油漆了，拿回来时，感觉就像嫁妆。这个箱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时带回，随我的小弟弟去读书了。有往来的亲朋好友来道贺，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有的送热水瓶，有的送洗脸盆，有的送袜子等。当时送十块钱，已经是很厚重的礼了。生活必需品差不多齐全时，我还是坚持带上了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穿的一件绿军装，这是我最得体的一件上装。一九八一年秋天到来时，我就穿的这件上装。家里人知道，我还差两样东西，一块手表，一双皮鞋。但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父亲想起，他年轻时候曾经穿过一双皮鞋，从箱子里翻出来，发现鞋底已断裂了，鞋帮与鞋底也差不多脱落。我还是好奇地穿了，在堂屋里走了两三步，皮鞋终于散架了。

记忆并不弥漫阳光，否则，我就不必背井离乡。记忆并不缺少温暖，否则，我就没有返回的勇气了。

从那里出来了，再说那里，其实很难。因此多年来，我总是以复杂的心情对待九十年代以后曾经蔓延过的“怀乡病”。人们由对现实的恐惧与回避，转而返身乡村，这当中有太多的无法对应的部分。乡村和乡村经验是复杂的。一个在当下无法安宁的人，复活他的乡村经验后是否就能悠然见南山，我是怀疑的。只有选择经验与记忆，我们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乡村经验与记忆并不单一。如果只是惦念乡村的单纯与温情，这样的怀乡对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驾轻就熟，沿着这条道路返乡几乎太容易了。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都理解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滋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

但乡村确实给了我特别的力量。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写作《乡关何处》，一本关于散文的书，对所有涉及乡村生活的作品都有特别的敏感，我在现实中滋生的种种复杂情绪在关于乡村的文字中获得了呼应，至少我会在文字中目睹我熟悉的景象。但我很快发现，如此连接乡村并不能丝毫减少现实对我的困扰和冲击，我其实只是回到了我曾经有过的少年乡村记忆，而不是回到乡村，甚至更不可能回到现实的乡村。少年的乡村记忆即使没有遗忘，没有经过筛选和改造，也只是乡村经验和印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不仅和我当下的处境，也和身后的乡村现实有遥远的隔膜与距离。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村已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知道，自己的缅怀其实只是在抒发自己，我也直截了当地认为那些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倾诉对乡村热爱的人，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夸张。当然，我毫无疑问地期望读者对我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10）

这似乎和八十年代一段时期不同。那时，城市是乡村的参照，在陈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时，知识者通常是以乡村为典型的，仿佛一切的愚昧、落后都可以在乡村找到标本。关于乡村的书写者，大致是从乡村出来的人，曾经在乡村的人，路过乡村的人，以及没有这三种经历而想象乡村的人。我属于第一种，从乡村出来的人，有我这样经历的写作者如果进行此类写作，无疑是抑制住了自己的部分乡村经验，特别是其中的童年记忆，但呈现了另外一部分的乡村经验与记忆，即由对乡村的不满而生发出的批判性。距离和新的背景，也让我看到了故乡的丑陋。当我们以城市为参照，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来观察、纪实与虚构乡村时，只是用一种被建立的价值观来建构我们以为的乡村，这其实只是构成了乡村的一个参照物，而与乡村无关。乡村并未按照我们书写的方式运转。这样的写作，也延续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知识界，逐渐发达起来的“现代性”压抑和改造了我们的乡村经验与记忆。

由乡村到更大范围的乡土，一直是知识者的书写对象。鲁迅有《故乡》和他的少年伙伴闰土，乡土文学自新文学以来绵延不绝。鲁迅提到的那批乡土作家，我只是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在贵阳的一家饭店见过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