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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GrandeIllusion),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界人士外交人员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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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18)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甚至连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只是假设的统计而已,正如当年美国在越战中对敌人死亡人数的估计一样。从高高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性情和善的年轻男子,平常做梦也不会把刺刀插进任何乡下孕妇的肚子;一旦驾起飞机,却可以轻而易举对着伦敦或柏林的满城人口摁下按钮投下炸弹,或在长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弹。那些工作勤奋的德国科员,若命他们亲自将犹太人载到铁丝网缠绕的死亡集中营,绝对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却可以不带私人感情,日复一日安排火车班次,固定往波兰的屠场开出一班班死亡列车。这真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遭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会杀害不计其数的亚美尼亚人——一般估计为150万人左右——这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集体消灭整个民族的事例。第二次再度发生,便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纳粹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约害死了500万人——各界对这个数字仍有争议(Hilberg,1985)。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大革命期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又有几百万人在强迫“交换原籍人口”名义下,被迫远离家园。原住在土耳其的130万希腊裔人,被遣返希腊。40万土耳其人,也被“亲爱的祖国”勒令召回。20余万保加利亚人,搬到与他们民族同名,版图却已缩小的地方。150万到200万俄国人,有的从俄国大革命逃离出来,有的则是革命内战中战败逃亡的一方,现在都无家可归。为了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万名逃离土耳其灭种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前者是主要对象),国际联盟特别签发一种新文件,也就是所谓的南森护照(NansenPassport),专门发给无家可归的失去国籍的人使用。在这个行政体系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这些可怜人却没有身份,在任何国家的行政体系中都不存在。南森护照之名源于北极大探险家挪威的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Nansen)之姓而定。南氏除了探险之外,平生致力帮助孤苦无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难民救济计划,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粗略估计,1914~1922年之间,世界一共制造出400万到500万难民。
但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数字可算小巫见大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民的悲惨境遇前所罕见。据估计,1945年5月以前,欧洲大概已经有4050万人被迫连根拔起,这还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国的外籍劳动者,以及在苏军到达之前逃走的德国人(Kulischer,1948,pp�253~273)。德国战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