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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直言，必定会落得可悲的下场——这是必然的，他们一定骂我是傻瓜蛋，憨蛋，疯子，狂徒。

我还是回归故里，过悠闲自在的生活吧。于是他决定九月二日叩送高宗纯皇帝梓宫后即收拾行囊，回归故里。

可是，乞假获准后，一个月中洪亮吉都寝食不安，特别是听到川陕官吏偶言营情弊时，感叹焦劳，有时竟至彻夜不眠。最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以为自己曾蒙二朝圣上恩遇，不当知而不言，他写了一首小诗名《自励》道：

宁作不才水，

不愿为桔槔。

桔槔亦何辜，

俯仰随汝曹。

校枒适当时，

旋转如风涛。

高原多低枝，

感汝汲引劳。

一朝时两行，

弃置眼蓬蒿。

宁作无知禽，

不愿为反舌。

众鸟皆啁啾，

反舌声不出。

岂繁果无声，

无乃事容悦。

依依檐宇下，

饮啄安且吉。

何忍视蜀鹃，

啼完口流血。

八月二十三日，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灵魂的煎熬，他终于作出决定，要向皇上直谏，他不愿做檐下的小雀。这一天，他写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及言时政启》，手抄三份：一份交于恩师朱珪，一份交于恩师刘权之，加一份则交于多年诗友成亲王永瑆。这封直陈时政的长篇大论后人称为《千言书》，全文如下：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这，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瑞、张文和、孙文定等，皆织织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团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大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骄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内署总督苏凌阿昏聩糊涂，贪赃枉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次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王，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偿所举非人，所言非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德，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造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可不得也。

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之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支治则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堇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呼？

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某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