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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只有午夜梦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对批判者的那些“永远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给批来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学会了一面用假话骗人、一面用“独立思考”考虑任何问题。

十四卷“邪书”决不是我的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做“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关于《复活》（1）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删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

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短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住了几个月，有时间读书，也喜欢读书。我读过几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五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并未模糊，我把它们写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书，要是回忆错了，以后更正。

托尔斯泰晚年笃信宗教，甚至把写小说看成罪恶，他认为写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比写小说更有意义。他创作《复活》是为了帮助高加索的托尔斯泰信徒“灵魂战士”移民到加拿大。过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灵魂战士”（或译为“非灵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们因信仰托尔斯泰的主张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后来经过国际舆论呼吁，他们得到许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费不够，难于成行。于是有人向托尔斯泰建议，书店老板也来接洽，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用稿费支援他的信徒。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