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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都是，又都不是，都有一些，又都不全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运用驾驭力对多个主义实行一体驾驭的主义。

而一旦实现了驾驭，使几大主义在各自的位置上稳定下来，运行起来，也就等于形成了一种政体模式。与其他政体模式不同，不是几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是几大主义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制衡。

分别看一下。

在资本主义这方面，由于受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约束，于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受控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被置于权力之下、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的资本主义。资本的力量再大，也不得超越政治权力和民族利益。比较一下更清楚，完全不受控的资本主义，就是任由资本利益高于一切、资本力量不受任何制约、即使给市场和社会造成巨大祸害也不受任何惩罚的“猖狂”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变得“乖”一些，让资本贪婪和疯狂的本性受到钳制，至少不会发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资本*”和“资本专制”。

在共产主义方面，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遏制，于是也成了“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也就是不再具有全权主义和普世主义，其政治权力受到市场制约，也受到公众舆论监督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社会动员、社会公平、集体主义、公共意识等方面的价值，则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

同样道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合制约下，变形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受控民族主义，一种最终总要服从经济利益和政府威权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相比，新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基本去除了其盲目、狂热、非理性的部分，逐渐具有了成熟的特质。

通过运用驾驭力，实现几大主义科学合流，不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的精细设计，但很符合政治上的制衡原理，也很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事实证明，一旦恢复了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中国就有十足的能力，在“攀着树枝上山”的踽踽前行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摇晃晃中，摸索出这种无心插柳却卓有成效的经验。

实际上，目前盛行于世的各种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登山赛的产物，都是关于登山模式的学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哪个不是？因此，只要登山者具有了很强的整合力和驾驭力，结合多少个主义都无妨。经过三十年连续的上升，中国已经具有了很强的“中国力”，不仅可以驾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宿敌，也可以解开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对冤家，这就叫SINOLIZING。我们最终引进了“成熟民族主义”这个新概念，建立了一个从历史到未来的整体理解。

最后总结几句。

1743年，一位名叫安森的英国贵族，怀着极美好的期望，历经劫难，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是，在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完全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那个中国，那个“友善而船只熙攘的海港，住着知书达理的人，物产丰饶而文明鼎盛”的东方国度。离开前，充满失望的他，否定了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从“伟大民族”的地位上向下坠落，坠落的曲线陡峭而惊心，一直落到马嘎尔尼敢公开说“*人是一种低等的动物”的地步，落到在中国土地上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警示牌的地步。

其实，无论是安森爵士离奇的印象，还是马嘎尔尼恶毒的评语，都没有太大意义。西方人得益于在登山赛中的领先，几百年来已经很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世界，对落在后面的他国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现代化既是一场实际的竞赛，也是一套价值标准，只要领先，一切都对，只要落后，一切都错。*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另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仅凭这两句即可断定，中国当代的政治领袖至少已经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

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是在现代化登山赛上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特力量，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乃至开创出自己的独特模式，散步是中国式散步，登山是中国式登山，中国终究还是中国。

“胜不妄喜，败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此话对于具有中国力的今日中国，这个在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完整经历了大失败和大成功的国家，已别有深意，可以书成条幅，置于案头，常常诵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