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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下放，我的户口随母亲一起下放到了农村。弟弟随户口所在地报名入学。他的小学和当地农村孩子一样，几乎在田间完成，农忙完了才进教室学会几个简单汉字。而我侥幸坐在昆明的学堂，但还是“黑人黑户”地出入学堂。

怎么办？“愁”上了心头！

傍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艰难地吐出了真相。

她沉默片刻说：“我明白了。”

我顺利地跨入了中学。

读书期间，我最怕的是开家长座谈会。同学的父亲不是穿军装就是四个吊袋的中山装，且个个年富力强。我曾闭着眼睛梦想：如果父亲穿军装、如果父亲穿中山装——但睁开眼睛，活生生的父亲却永远总是着劳动布工作服的老人形象。

唉！父亲，年轻时你的精力投在何方？

初中时，一家人团聚了，但父亲也退休了。为了供我们姐弟读书，他不顾年迈体弱，早出晚归，仍然出去工作，每月多挣四十元钱以补贴家用。每天清晨，父亲早早就出门。目送着他微驼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心也有点驼了。

记得有一次，我患急性肠炎住进医院急诊室。母亲上班，我只好让小伙伴陪我输液。忽然病房门口出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是父亲。他站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着我。面对旁人，我无力地叫了一声“爸爸”，把头转了过去。从他注视我的眼神里，我感到了父亲的关怀！他在病房门口足足站了几分钟，而我感到这几分钟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我希望他赶快离去！父亲看着我没有多大问题，才转身慢慢离开。看着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的泪水随之溢出了眼眶……

我好渴望父爱！可父亲能给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沉重、忧郁，无言的关爱。哦！苍老的父亲，对周围、对同学、对社会，我真希望您的背是直的，而不是微驼的老人形象！那种心境，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茶余饭后，邻居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听父亲讲他的经历，他的所见所闻。在他昆明方言夹杂着很浓的海南方言中，父亲讲得绘声绘色，邻居们听得津津有味。偶尔，还能听到父亲闭着眼睛陶醉地哼出地道的琼腔琼调来……

也就在他与邻居们乐此不疲的讲述中，我不经意地听到了“南侨机工”、“滇缅公路”这些陌生的称谓。

仿佛，它们是那样的遥远。

那时，常看到来家里坐的那几个叔叔，他们说着与父亲相同的口音，见面都称呼父亲一声“伯爹藻”。他们在一起快言快语地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我左顾右盼地想听个明白，却似懂非懂。尤其是看到他们每当聚在一起时必定要喝咖啡，喝一口总是那样的陶醉！那咖啡的香浓，似乎也只有他们知道。

谈到往事，几个人更是言语不断，激动得挥手比划。

看似平凡，却另有别味的几个“异乡人”！

心路漫漫（9）

许多年以后，我曾问翁老：“您们以前为何不相聚？”

翁老笑着说：“五十年代，我们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忙于祖国的大跃进；六十年代我们这些身份特别的人不能随便走动，身不由己；七十年代后期，抑闷的空气有了一点流动，那份蓄积已久的情感在慢慢蓄发，我们都在相互寻找啊！”

是乡音、乡情、乡恋聚集了他们？

他们人生的脚步如何停落于红土高原？

时间似乎在这里凝结！

父亲的衣着终于有了改变。

多年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身上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他对母亲说：“以后我老不在了，你仍旧让我穿着工作服去吧！穿新衣服，烧了太浪费！”母亲不忍，硬是把她做裁缝的哥哥叫来给父亲缝制了一套纯棉布的银灰色中山装。

那天，父亲很认真地穿上那套衣服出门了。

晚上回来，他高兴地哼起了海南家乡小调。

几天后，父亲拿回一张照片——“抗日时期回国侨工服务团留昆同仁集会”。

“他复员回马来亚，又来看我们来了。和我一批回国的。”

父亲指着照片里名叫陈安的人兴奋地说着。

看着照片中“战友”一词，我对父亲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战友”是那样的崇高、亲切！

一直以来，我对父亲一直有一种难言的忧伤和自卑。

“他怎么还会有战友？”我在心里犯嘀咕。

那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