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页)

制转轨时期，新体制的各种法律、规范还不十分完善。从有关权力的立法上，有利于权力行使的立法多，而制约、防范权力滥用以及规定权力滥用责任的立法比较少。这种制度上的空隙与漏洞，使某些“官本位”意识强的官员利用制度空隙大搞权钱交易，“吃、拿、卡、要”。另外，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大款”、“富翁”，有些“官本位”者心理很不平衡，认为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经济上还不如—个普通的个体户，于是有的人便开始以权谋私。从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来看，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官本位”思想和权力欲极强的特征。

角色的倒错。领导干部是否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位置，决定着对待事业、对待权力、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仅从理论上和口头上说，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无一例外地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人民公仆。但是从内心深处，许多领导干部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位置，以至在实践中时常不能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甚至把正确的角色位置完全搞颠倒了。

第十一章　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缺失及其主要原因与危害（下）

谁是公仆，谁是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立党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说，我们一切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儿子”之说，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拳拳爱民之心，体现了共产党员甘为孺子牛的坦荡胸怀。刘少奇同志说，自己当国家主席，时传祥做清洁工，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公仆孔繁森把“一个共产党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当做座右铭，并用毕生的行动去实践。公仆意识，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他生前在群众遭遇困难的时候，深入百姓家访问，一位老农感激地问他是谁，他亲切地回答：我是您的儿子！陈毅同志亦有诗云：“人民是我亲父母，我是人民好儿郎。”

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他们虽然口头上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内心深处却时时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主人位置上。旧社会各级官员，常自称为“父母官”，以示亲民。他们对百姓是否真的怀有“爱民如子”的情感如何姑且不说，但他们“当家作主”主宰一切的淫威却货真价实，动不动就“回避”、“肃静”，张口就是“威武”之声，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他高高在上。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官尊民卑，以官为本，有“父母官”之谓并不奇怪。现在我们的少数干部，也把这套封建东西“继承”下来了，虽然嘴上不说，但行动上却往往以尊者自居。本是为人民群众做了份内之事，也恨不得百姓感恩戴德，为之上表请功；有的“父母官”家长作风甚盛，总是觉得老百姓不听话，动辄对他们颐指气使，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强制老百姓执行自己的命令。视老百姓为“子民”，于是“公仆”的角色当然就演变成了“父母官”。在我们的干部中之所以发生“反仆为主”、“自视父母”的事情，与干部的“公仆”意识淡漠不无关系。他们习惯于在百姓面前我上你下，将自己视为庇佑百姓的“观世音”，自然就要以“父母官”自居。在这种角色倒错的理念支配下，“公仆”自视为“民之父母”而心安理得，“儿子”反成“老子”也毫不脸红。

谁是真正的英雄？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两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修正主义、唯物历史观区别于唯心历史观的重要界限，是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领导干部都会毫不犹疑地做出正确的回答。但一到实践中，有些人就会背离这一思想，把自己放到英雄角色位置上，把人民群众当做愚昧无知的阿斗，变成了“我是真正的英雄，而群众是幼稚可笑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以英雄自居，就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不重视群众的意见与呼声，高高在上，与群众的关系渐行渐远。群众也就愈加不买他的账，在群众中逐渐就会失去民心。毛泽东一生最相信群众，他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最光辉的典范。他告诫人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