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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矛盾，常要请周恩来的母亲万十二姑去调解，周恩来常跟着母亲去，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此外，周恩来年幼时，嗣母陈氏还给他请过一位出身贫寒的乳母蒋氏。在这位勤劳、耿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哺育教养下，幼年周恩来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还时常回忆起当年乳母领着他在两个宅院之间那小小的水井旁栽种腊梅、雪松、翠竹的情景。

蔡元培性格的形成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蔡元培的父亲为人厚道，周济朋友，有借必应，甚至欠者不忍索，家中人喜以“爱无差等”称之。蔡元培自述“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母亲周氏，也是贤惠慈爱。11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依靠自己的力量克勤克俭。亲友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用，母亲力辞之。并且教养孩子们也要自立、不依赖。蔡元培说母亲“不苟取，不妄言，择得诸母教焉。”这个从小生活的氛围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就是弗洛伊德提到的童年期和现在讲的原生家庭。

甘地被泰戈尔称为“圣雄甘地”。在印度人民心中，它是一位民族英雄。甘地出生在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父亲任首相多年，不但不会利用权势欺压他人，反而怀着一颗爱护人民的心，清廉自守，勤政爱民。甘地的父亲个性耿直忠厚，具有高洁人品，深受人民爱戴，也耳濡目染地影响着甘地。父亲高尚的人格影响了甘地的一生，而母亲也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要求。甘地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每次孩子犯了错，她不会怒目对待，也不会重言批评，只是静下心来思考孩子犯错的原因，然后再以慎重的态度，用委婉的语言加以劝诫。甘地受父母的影响，同样成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熟读印度教的经典，十分提倡“敬生”，反对暴力，自己也节欲苦行，拒绝乘坐人力车，把全部的家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再后来他提倡的手纺织运动中，他带头纺纱织线，震撼了全印度人民，赢得了人民的深深爱戴。

第三节 社会关系的影响

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无一例外地要与各种各样的人相处交往，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的是与生俱来或后来因结婚形成的亲属关系，有的是因偶然机会而发生的临时性社会关系，有的是长期交往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性质。在亲属关系中有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在非亲属关系中有较稳定的如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也有临时性的如病友关系、旅伴关系、互助关系、服务关系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也悄然出现。数以亿计的网民每一天都在利用网络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虽然是在一种虚拟的空间里互相联系着，但是他们的交往本身并不都是虚拟的。如网上进行的各种交易，提供的各种服务，最终都要实实在在地以物态形式兑现。网友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大多也是真实的，即使从来不见面，但相互之间的交流是真实的，甚至比那些经常见面者之间的交流还要真实。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此丰富，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行为态度等人格构成的各个方面也都在相互交往中互相影响着。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只不过有的人社会关系多一些，有的人社会关系少一些。但无论社会关系的多与少，人都不可能摆脱社会关系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好与坏之分。好的影响可使人得到教益，对自己良好人格的形成起到正面作用。坏的影响可能对一个人起到误导作用，稍有不慎就会掉入陷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人早已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因此，接触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都能够想到几个对自己有很大影响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没有遇到他会怎样，遇到的是别人又会怎样。朋友也会改变自己的一生。

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大求学认识了在北大任教授的李大钊。李大钊十分关心在北大做了图书助理员的毛泽东，批准他可以去旁听北大的哲学、伦理学、新闻学等感兴趣的课程，并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使他得以认识许多名人学士，结识了许多进步学生，并成为亲密的朋友。在李大钊引荐下毛泽东还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中共早期领袖中，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人敦厚，最孚众望。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六七个月，于1919年3月告别李大钊去送湖南第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北京之行毛泽东有两大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