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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银正雄的《评唐文标的评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兼谈其“实事求是，不作调人”》，也从批评者的态度、手法和观点各方面，对唐文标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唐文标只批评张爱玲自己也不满意的早期作品《连环套》是不公平的。对唐氏把这未完成的故事看做“姘居”的观点，银正雄以为这只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误解了张氏对人性的洞悉，反而表现了他自己的本身文学眼光的短浅和狭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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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陆学界对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争（1）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张爱玲在大陆学界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张爱玲在这个时刻“浮出历史地表”有其一定的背景因素在内。首先，从国内文学界的整体状况来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松动，作家和评论家们热心追寻的是五四传统的延续，“新启蒙”，现代主义，等等。国外的一些先进理论和论著也逐渐传入大陆。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香港友联出版发行，很快就传入内地。一方面是学术上的门户洞开，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另类”叙述，二者很快就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原来，在思潮、流派、革命斗争史之外、在《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之外，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张天翼、路翎等一批让人痴迷的作家存在！更为诧异的是，还出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张爱玲，并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骤然改变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的“文学史观”。尤其是张爱玲，她独特的写作风格、非常个性化的描写、对色彩的敏感都给人一种非常大的艺术冲击。温儒敏回忆说：“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然而这些只是最初的“接受史”，这批“出土文物”作家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还只是具有一种“新启蒙”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还要等到八十年代以后。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和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都从学术研究角度考察张爱玲的小说题材、手法、风格特色，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张爱玲研究在大陆新时期的起步。在他们之后，老作家柯灵回忆张爱玲的一篇《遥寄张爱玲》引起了学界对张爱玲更为广泛的关注。柯灵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读书》和《收获》杂志上，文章对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创作和作品出版情况做了介绍，并且为张爱玲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同时，对张爱玲在四十年代后期的遭遇十分感慨，针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与影响，柯灵说：“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与不认识，承认与不承认是时间问题，……”。《收获》杂志在编发柯灵的文章同时，重刊张爱玲四十年前作品《倾城之恋》，把张爱玲的影响进一步推向了社会。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张爱玲的论文，较为重要的还有：饶凡子、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主要从张爱玲的小说结构、语言方面进行评论；宋家宏《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从张爱玲的个人气质分析她精神上的“失落者”心态，所以她的作品才一直都带有一种“荒凉”、“自卑”、“孤独”。其他的研究论文还有吕启祥《与》，指出《金锁记》与《红楼梦》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以《金锁记》为首的小说中有很多《红楼梦》的痕迹。这也是对四十年前傅雷对张爱玲作品批评的一个补充；张淑贤的《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做出精辟论证，这些论文都为以后的张爱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等等。

第三章　大陆学界对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之争（2）

虽然张爱玲研究在学术上已经逐渐升温，但是流行的文学史上仍然见不到对张爱玲的论述。张爱玲真正在文学史上“浮出历史地表”，最早是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出现，但较为简略。随后，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中，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爱玲作品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