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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人情风俗有深刻的了解，深具中国特色。

对以上这几点，王拓承认是张爱玲作品的特色。但是他认为研究者们过分忽略了张爱玲的小说在内容上与精神上的某些缺陷。这些批评家们的批评可能会把读者的关切与兴趣轻易的引向一个过分追求自我的狭窄的世界里，而忽略了更广大的社会群众的生活现实。因此，王拓认为，有必要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张爱玲的小说，这样或许能收到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效果。王拓从张爱玲的家世历史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活内容入手，认为张爱玲虽然对历史有深彻的领悟与了解，却没有在她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更能代表时代总量的人物。王拓指出，张的短篇小说，“写来写去总是离不开生活在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地方的没落贵族”。而整个民族的血泪与社会的大变乱，却不会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留下鲜明的痕迹。从这个角度出发，王拓认为，“我们即使承认张爱玲的小说，对于反映她那个环境，以及那个环境下的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挖掘有其成就，但是我们却不能同意她所塑造的人物‘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总量’、够资格称为‘时代的广大负荷者’。”

王拓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与她所生存的时代有很大的隔离。“她对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之陌生，已经达到了惊骇的地步。”而评判一个作家的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能够对于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所共同面临与关切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洞察力。一个对社会与历史有深刻的洞察力，对共同生活在一个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有深切关怀，并且在文学上有高度的创作能力的作家，即使是以嘴卑微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也一样可以生动，鲜活的反映时代与历史的真相。不能想象，一个对周围剧烈变动的环境茫然无知的人可以称为伟大的作家。

因此，王拓指出，由于对时代的过分陌生和欠缺关注，张爱玲的小说带有一种为写实而写实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空虚的艺术至上论。

林柏燕和王拓的批评，立即得到水晶和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以他一贯的风格说，“假如林先生派定我是‘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我将引以为傲，因为我这里‘功臣’之功，也是改写中国文学史之功”。水晶则强调张爱玲对台湾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其“影响力的深巨，足以震撼的人‘一愣一愣’的。”他并且举台湾的作家朱西宁和王祯和为例，认为他们和张爱玲“有近乎师徒的关系”。水晶预言：“张女士注定要在台湾，成为最重要的作家，受到许多后来者的推崇与赞美。”

第二章　朱西宁、王翟、唐文标的论争（1）

唐文标的在关于张爱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方面很是引人注目。但他研究张爱玲，主要从写实主义的文学批判观点出发，对张爱玲所写的世界多有批评。《张爱玲杂碎》一书主要从历史背景、张爱玲的小说内容/世界以及张对这个世界的建造几个方面，认为张爱玲是在一个没落的环境中写出的没落的景象，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这篇论文中，唐文表先是考察了张爱玲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张爱玲“代表了上海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而40年代的上海租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地。那些生活在这个殖民地的遗老遗少们，仍然信守自己千年不变的旧制度生活，“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朝’，他们留辫子、纳妾、抽鸦片、捧优伶、赌博、打麻将、莳花养鸟，悠闲的他们仍在沾恋昔日的荣光。”对上海租界，唐文标借用张爱玲的话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上海旧家庭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它的逃避是向着死亡的。”在这个走向死亡的世界里，旧式的所有的一切都日益的衰颓，日益的衰微。而张爱玲则是这些遗产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唐文标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作家，受他的环境，他的经验所囿限，他如能反转过来书写他的环境，他的经验，正是他所以成为作家的起点。然而，他进一步强调，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不包含价值判断，作品中道德批评的减少很容易将善恶倒置，影响人类社会的平衡。“我们不能不诉之作家良心：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什么？究竟写作的目的何在？站在什么立场写？”他认为不考虑这些基本的问题，随意的写作不仅危害了作家本身的文学，恐怕会对人类没什么利益的。

持着这样一个道德批判的立场，唐文标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