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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在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基于以上分类，陈辽先生认为，如果要编沦陷区文学选，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一类作家在沦陷区写的隐晦曲折地表现爱国进步和忧国忧民之心的作品、文章多收一些；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二类作家写的媚日、反人民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选收一点，在注释中揭露其恶劣倾向，以教育后人；第三类作家写的思想上无害、艺术价值尚高的作品也可选收一些；第四类作家（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的有一定思想艺术性的作品也可选收一部分；表明自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十四年中，在中国沦陷区内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文学。告诫后人，一旦外国侵略者入侵，绝不能投降侵略者，绝不能当附逆作家，绝不为敌伪涂脂抹粉，歌舞升平。

对于张爱玲在沦陷区文学的地位，陈辽认为，张爱玲的作品不能代表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他指出，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他的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傅雷所说的，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会“探出头来”。他并引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的评论，认为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根本不能代表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

针对陈辽的观点，张泉撰文指出，沦陷区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他认为，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特别是其艺术水准和文学意义的定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个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最终是要经过时间的过滤，有最广大的读者和批评家来确认的。一些批评家仅仅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挑出只言片语，以及纠缠于张爱玲个人的私生活等便认定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他从法理的角度指出，“汉奸罪”是一种背叛祖国的罪行，是要由国家司法机构以行为和行为后果为依据取证量刑。而“文化汉奸”，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汉奸作家”，是指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侵略者的政治纲领和思想路线摇旗呐喊，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的文人。对这类作家的惩处，主要通过文艺批评和社会舆论。而张爱玲一直有着正常的生存空间，为社会和既存当局所认可，所以张泉认为张爱玲根本不应该被当作“文化汉奸”看待。在张泉的另一篇争鸣文章《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中，更是肯定地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认为产生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是由于思维方式问题，另一方面缘于所依据的材料不实。比如他指出，陈辽说张爱玲是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实际上，张爱玲在与胡兰成相识之前就已经发表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名作，在沦陷区上海已经是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作家，经济上完全独立，因此，“红得发紫”的张爱玲完全没有必要为登上文坛而依附于什么人。从张胡二人的关系看来，只能说张爱玲缺乏敏锐的政治意识，而唯情主义又消解了她对人们现实政治身份的基本利害关系的判断。张爱玲同世间任何人一样，有其社会的、自身的、历史的局限。张泉借台湾学者唐文标的观点指出：“生活在那个时代是要有勇气的，张爱玲的书写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她是在巧笑……；”“她的平淡而固执既是抗议，也是那个时代突起的，生命力的开花结果……”（唐文标《张爱玲研究》，1976年）

纵观大陆学界对张爱玲政治文化身份地位的论争，可以看到，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让我们对沦陷区的文学创作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的歧异并不在作品的艺术性高下上，论争各方似乎也都无意去谈论作品的内部意义。张爱玲的接受史在大陆注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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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刘再复、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1）

围绕张爱玲的最后一次大的论争是在张爱玲去世之后，进入新世纪的一场论战。论争双方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刘再复和夏志清。1995年张爱玲去世之后，张爱玲热也达到了最高峰。两岸四地学人纷纷撰文纪念。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主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