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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认为，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气氛。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不可能性时，她却看到可能。《倾城之恋》告诉我们，世界并非在进步，而是在一步步的走进死寂的荒原。《倾城之恋》表现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战火反而拯救了人间之爱。对张爱玲的这一特点，刘再复引用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张爱玲的特点就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家，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利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欲望关联着政治，但不是政治；关联着伦理，但不是伦理；关联着历史，但不是历史。更具体的说，是关联着上海，但不是上海；关联着香港，但不是香港；关联着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的描写了这个魔鬼，从而表现除文学家特有的本领。

第四章　刘再复、夏志清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争（2）

在他看来，所谓金锁，就是权利与金钱的图腾。七桥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与妥协余地的绝对权威与女皇。七巧是男权社会规定的一个角色。她的欲望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男权社会。她包含着男权社会欲望、权力、金钱互动的全部密码。这一密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儿人类社会它带有超越中国近代历史世相的人性普遍性。与其说《金锁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写照，不如说它是权力社会的一个哲学寓言。

对于这一点，刘再复认为张爱玲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以为自己的成功在于表现凡人凡事，表现与“飞扬对立的”和谐。以为“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实际上，张爱玲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她的作品超越了政治、国家、历史而进入了宇宙、哲学的永恒之境，即超越《桃花扇》之境而进入《红楼梦》之境。

对张爱玲的天才，刘再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绝望感的作家只有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鲁迅虽然绝望，但他反抗绝望，因此总体风格表现为感愤；而张爱玲感到绝望却陷入绝望，因此风格上表现为苍凉。

从《小艾》开始，张爱玲的小说体现出她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彷徨。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声明“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手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可是，《小艾》却不得不放弃这一审美立场，而采取自己原先反对的善恶对立，善恶冲突的写法。1950年新中国的成立，对张爱玲的内心有很大的冲击，在这个时代的大潮流面前，她写了一个9岁就当丫鬟，14岁被主人奸污怀孕并被姨太太踢伤致病的女子暗无天日的悲惨故事。张爱玲直接用“吃人的社会”代表旧社会，用“蒋匪帮”诅咒旧社会的统治者，体现了她明确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旧社会“吃人”，新社会“救人”；从前是噩梦，现在是光明；过去被剥削，如今得解放；一边是恶，一边是善。在这篇小说中，早期那个纯文学、纯审美的追求永恒的张爱玲已经不存在了。她在1950年时已经很“政治”了，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只是她的政治立场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