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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性，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簿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它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

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它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授与他以勋章的理由，作过一种调皮但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估计。他写道：“我的勋章没有爆炸基础。对于那枚瑞典的北极星勋章，我要向我的厨师表示感谢，他的烹调手艺，使得那些名门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满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国勋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长密切相识；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我有机会被介绍给多姆·佩德罗；至少最后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勋章，则是因为马克斯·菲利普曾经看过‘尼尼彻’一剧，并且想把在那里授勋的情况用人间的方式加以表演。”

诺贝尔经历过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严酷重大事件：赫勒内堡灾难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兰的插曲，石油的萧条，巴布的丑闻，以及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就是其中的几起。在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大量对这些事件感情激动的评论。然而有几种传记文学却胡说什么诺贝尔对这些事故的消息，特别是对他早期发明所引起的严重损害生命财产的那些事故，似乎无动于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实性的发言，被人们抓住不放。他在这次发言中曾说过：“不能指望一种爆炸物品能够在不牺牲性命的情况下被提供出来的普遍使用。从一份简单的统计材料中将会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伤亡事故，比之开发我们的矿业资源所用的这种有着伟大价值的东西，简直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

由于他的沉默和他无法在广大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些伤亡事故观察家们很自然地就会以为诺贝尔似乎缺少感情。不断的辛酸经历，已经把他锻炼成能够不带感情冲动地来接受命运的打击。但他在给他的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信件和电报中，则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在那里，他那常常是急切和忧虑的思想总在环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转动着，这位专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种解决这些不正常情况的药方。他认真地宣布说，由于他的发明，从瓶子里咒唤出来的那个已为人们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过向公众诉说衷情而把它再收进瓶子里去。基于这个理由，他只在他认为是唯一恰当的讲坛上讲话，这就是同他的科学家和制造商伙友们进行讨论。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他自然不会象大灾难的猎奇者那样使用恐怖的语调，也不会象新闻工作者那样，以追求轰动社会的标题等方式来说话，而是冷静地有知识地探讨着从速解决问题的措施。事实上，他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搞出了一些以确保安全为主要目的小项发明，这些发明不仅仅限于炸药行业，还包括诸如避免火车事故的装置、火警装置、海上救险火箭以及几种厂矿工人的安全装置之类的发明。

一位有着许多事情需要经营和卫护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击的位置，并且医治着自己的创伤。但在遭到被认为是不公正、背信弃义或者攻击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的事情时，人们将会遭到完全不同的一个诺贝尔。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过报刊或当局来发泄他的烦恼，而是用向朋友或技术专家写信的办法，来摆脱这些骚扰。看来就好象他对命运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闻，比对那小的讥讽和针刺更经受得住。这些信件通常有着严酷的嘲笑和毫不宽恕的讽刺。在这种时候，是不能轻视他的。他咒骂自己的炸药“已经沦落为不光彩的杀人犯的工具”；议会被他称为“牛皮大家的厅院”；他把自己那些讨厌的痛苦说成是“魔王的良好祝愿”；把为他看病的那些医生，叫作“肮脏的课税院”；并且认为“与那些作为两条腿的瘟疫细菌的新闻记者相比、连虱子都完全应该得到祝福”。他甚至对上帝也发牢骚，并曾气愤地写道：“这个老人真的完全没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