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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9月底他到威赛德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里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不仅如此，甚至连马林在1922年6月由荷兰以普通邮件寄往莫斯科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秘密报告的副本也被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此件放在荷兰司法部档案处）。

国际敌对势力对国际共运和中共的仇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爪哇国”在中国近代语汇中常常用来指很远很远的地方。实际上它位于东南亚太平洋中的东印度群岛，那里曾经是欧洲小国荷兰的殖民地。191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铁路工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前往爪哇，从事民族解放运动。斯内夫利特当时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他在爪哇创建了社会民主联盟。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非常左倾，同情支持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于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由于他的影响，爪哇社会民主联盟于1920年创建了印尼共产党。同年，他作为爪哇党的代表被邀请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斯内夫利特对远东的民族解放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在大会上他慷慨陈词：“莫斯科和彼得堡已成为东方人的新的麦加，而资产阶级政府则全都企图阻止共产党的朝圣者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来。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

为此，他在1920年8月被列宁亲自委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在他处理完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些工作后，于1921年4月启程前往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斯内夫利特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所以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斯内夫利特离开莫斯科来上海，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竟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斯内夫利特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斯内夫利特的动向。当荷兰爪哇当局得知斯内夫利特可能到上海时便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馆，要他们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动。斯内夫利特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

由于斯内夫利特从事的是秘密活动，他使用过很多化名，如“马林”、“马丁”、“马伦”、“斯列夫利特”、“孙铎”、“倪恭卿”、“西蒙”、“菲力浦”、“布罗维尔”、“安得烈森”、“乐文松”等等，因而人们根本无法完全了解他在苏俄和中国的全部活动，但他对中共创建期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1）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7月中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或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聚会的。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国民党人，此时他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李公馆里只剩下他弟弟李汉俊、妻子薛文淑、厨师、姨娘和李汉俊年幼的女儿李声韵。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除13名本国代表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15位参加一大会议者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介绍得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之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与者”。这块历史的空白，终于2007年秋天填补，俄、蒙两国学者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出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