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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没有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因此最后遭到失败。这似乎也可以说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青年时的毛泽东是个敢于实践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当兵没多久，就考入不要学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或到橘子洲头游览、畅游湘江，一起研究学问，讨论国家大事。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4）

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载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岳麓书院对湖南影响深远，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对湖南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习理学或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终形成近代颇有影响的湘湖学派。民风强悍加上经世致用之学又造就了湖南有知识者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关心和热衷。也许这就是在近代中国湖南多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缘由吧。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并被他奉为楷模的是服膺曾国藩的湘湖学派的传人，修身课教员杨昌济。

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达化斋日记》中提到毛泽东，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文中的曾涤生、梁任公指的是曾国藩、梁启超。由此可看出杨昌济当时是多么看重毛泽东，要把他培养成曾、梁似的人物。

杨昌济慧眼识英才，后来杨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书，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当年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继承发扬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毛泽东更是于1917年组建新民学会并开办了中国当时第一所革命的工人夜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杨昌济与李大钊是好朋友，与陈独秀时有往来，杨昌济曾北上去北大教书，经他引荐，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经李大钊推荐，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与同年出生的张申府共事很久，在北大红楼他读了很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许多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愿为之奋斗终生。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与北京《每周评论》遥相呼应的《湘江评论》，1920年又与北京遥相呼应，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学会”，1920年他还与他的老同学何叔衡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虽然没去嘉兴参加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但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赞赏和钦佩。李达说他“为人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惠僧说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罗章龙说他“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有非寻常构虚之见可以比拟”；张国焘说他“体格强健，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那股坚持自己主张的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一次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中共正式成立后，在广州当广东省教育厅长的陈独秀谢绝了陈炯明的挽留，称病请假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他和马林两个均为个性极强之人，关系不甚融洽。后来陈独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全仗马林打通各个关节，花了很多钱，请来著名的巴和律师辩护，最后仅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