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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同年，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的发言和建议。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直到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才为他平反昭雪。

在中共“一大”13名中国代表中，湖南籍的有5人、湖北籍的有4人，北大的学生3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后来党史学界与各方经过研讨，依据13名代表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排名，依次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

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其实，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延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2）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正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会议的前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发生了变化。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就急忙走了。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此外，再没有更详尽的记录了。

那闯进会场的陌生中年汉子后来被证实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自己一踏上上海滩即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是在中共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