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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家人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关于我的文章，称我为“新的西纳特拉”，或者“埃尔维斯的再现”等等，诸如此类，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知道这些报纸杂志都是反复无常的，这个星期他们还把你捧得高高的当宝贝，下个星期就会把你当垃圾一样扔掉。

后来，我把那件在汇演时穿过的光彩夺目的黑夹克送给了萨米·戴维斯。他跟我说，他要在舞台上模仿我，我就说：“给你，你想不想穿着它？”他高兴极了。我很爱萨米，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舞台主持人，属于最好之列。

在《颤栗》以前，我就一直只戴一只手套，戴了有好几年，我觉得戴一只手套很特殊，是个很妙的主意，而两只手都戴手套太一般了，戴一只则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无论怎样，我一直认为过多的考虑你的穿着是最最糟糕的，因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任其风格自然发展，不应予以修饰，你不应去想到底怎样，你应该的只是去感觉。

很长时间以来，我确实一直只戴一只手套，但一直也没有什么人注意，《颤栗》在一九八三年发行以后，它一下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早在七十年代，我就戴着它做巡回演出，在《疯狂》的巡回演出时，我还是戴着一只手套，后来，照片还登在了《疯狂》唱片的封面上。

一只手套显得很光彩夺目，我很喜欢戴着它。有一次，很凑巧，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上，我戴了一只黑手套，那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有时事情就是这么有趣。

我承认我有一种开创新潮流的爱好，但我从没想到过穿白袜子也成了时髦的事情，不久以前，穿白袜子还是一种古板守旧的事，五十年代它曾经流行过，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你穿了一双白袜子，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你，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太过时了，没人考虑穿它。

但我一直穿着白袜子，从没停过。我的哥哥们总是说我是奇装异服，但我不在乎，杰梅恩很不高兴，跟我妈妈说：“妈妈，迈克尔又穿白袜子了，你难道不管管他吗？跟他谈谈吧。”他总是苦苦的抱怨着，他们都说我是个神经病，但我还是穿着我的白袜子，现在，它又流行起来了。那些白袜子一直跟杰梅恩过不去，好像也很讨厌杰梅恩，我一想到这事，心里就暗暗发笑。《颤栗》发行以后，把裤腿高高的挽在脚踝上也都成了时髦的事了。

我的态度是，时尚不允许的东西，我反而偏要去做。

我平时在家并不注意穿着。我抓着什么就穿什么，我常常一连几天都穿着睡裤，我还喜欢法兰绒的衬衫，旧的汗衫或便装，简单的衣服等。

我一出门，就要穿上惹人注目、欢快明亮、制作考究的衣服，但在家里或者录音室里，则穿什么都行。我很少佩戴首饰——差不多没有——因为它们总是碍我的事。

偶尔的，有人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情我是领了，但东西常常不知被我放到何处，有时就被偷了。杰基·格利森曾送给我一只美丽的戒指，她从手上摘下来送给我的，但结果却是被偷走了，可这并不真让我感到懊恼，因为真正的情意比其它任何东西都重要，那是无法偷走的，戒指只不过是物质上的东西。

真正能使我快乐的、我最喜爱的是创作与表演，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喜欢尽力去做一些事，希望人们承认它们并喜欢它们，这时我才觉得很美好。

因此，我最崇敬欣赏艺术，我最崇拜米开朗基罗，崇拜他能一心一意把心血用到艺术上去，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天他会死去，但他的作品会流芳百世。你在西斯廷教堂看他的天顶画，你可以看到他的汗水，看到他的心血。有一次，他差点毁了他的作品再重新开始，因为他追求完美。他说：“如果酒坏了，那么就倒掉吧。”

我看着他的作品，忘了自己身处何处，那些生动的作品把你深深抓住，感染着你，你可以感到艺术家的心声。摄影也是这样，一张好的照片可以深深的打动人，它的含意是很深很深的。

前面我说过，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多变化。我们得知，那晚有四千七百万人观看了汇演，很明显，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去买了《颤栗》。到一九八三年秋为止，共销售出八百万张唱片，远远超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希望的超过《疯狂》销售量的指标，这时，弗兰克·迪莱奥说他希望我们再拍摄一部录像或短片电影。

很明显，下一个单独发行的唱片和录像便是《颤栗》了，这可以为导演提供许多素材，使录像拍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