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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长期来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这是一种集体歇斯底里，多发于比较紧密而孤僻的少女群体，和环境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歇斯底里症状通常会在一段时间以后消失。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发现，真正的祸首很可能是一种寄生于黑麦的真菌：麦角菌。这种麦角菌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在的毒品LSD的毒素。吃了这种受麦角菌感染的麦子以后，抵抗力较低的人会产生幻觉。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其实是一种麦角菌中毒。但是塞勒姆审巫案后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迫害，其根源却在于当时司法体制和程序的缺陷，在于新英格兰的社会状态，和当时人们的不安全感。

塞勒姆审巫案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是法庭证据的严格认定原则。在塞勒姆审巫案中，被告和证人的互相坦白、揭发和道听途说都可以作为证据，逼供信是塞勒姆审巫案法庭失控的主要原因。300年前在塞勒姆发生的事情给了人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只有经过一定程序认定的确切无疑的证据，方能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团判断的依据。法庭必须排斥那些不经呈证程序检验的证据，排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告必须享有专业律师为之作辩护的权利。

至于很多人在法庭内外的坦白、认罪和互相揭发指控，其原因虽然很复杂，难以用一句话讲清，这种现象却并不是我们所陌生的。原本无辜的弱者互相指责、互相迫害，大规模地残害同类，是很多地方多次发生过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局外人看来十分荒唐，事后也显得不可思议，身处其中的时候却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大部分人都会像吃了迷魂药一样，身不由己地参与互相迫害。

300多年过去了。那条从审判法庭通往绞架山的路，还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着。当年牺牲在绞架山上的几十个无辜者，用他们的生命奠定了后世美国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

三、历史的验证

在塞勒姆审巫事件中，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逆流而行，公开谴责这种审判。他叫约翰·普洛克特（John　Proctor）。普洛克特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还开了一个小酒店。审巫事件一开始，他就公开表示反对，谴责那些歇斯底里的少女是胡说八道。不久，有人揭发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巫婆，他立即大声疾呼地为妻子辩护，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对他非常危险，引火烧身几乎不可避免。果然，他家的女仆出来揭发，他也是一个巫汉。

1692年8月5日，普洛克特受到审判。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普洛克特写信给波士顿的牧师，要求他们干预，要么把对他的审判转到波士顿去，要么掉换审判法庭的法官，因为塞勒姆审判法庭的法官已经形成偏见，审判纯属形式。受这封信影响，波士顿的8个牧师举行了一次会议。后世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促使塞勒姆审巫风潮结束的一个重要事件。可惜的是，对普洛克特来说，结束得太晚了。8月19日，他被吊死在绞架山上。他的妻子，因为怀孕而挨到了风潮结束，幸免于难。19年后，1711年，他的家人获得了150英镑以作为他被害以及他妻子被囚禁的赔偿。

260年后，1953年，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根据普洛克特被害而创作的《验证》（The　Crucible）在纽约百老汇上演。观众和评论界都认为，这是米勒继《推销员之死》以后最出色的作品。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观众和评论家来说，毫无疑问，米勒就“重大题材”创作的这个剧本，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勇敢回答。

塞勒姆审巫案和麦卡锡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民众私刑，它是在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下进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手里的工具，用来胁迫和挟持民众，冤枉无辜，迫害异己。塞勒姆审巫案的教训是，必须强调法庭程序，特别是有关证据的程序。麦卡锡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主持调查的是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而不是法庭，因而回避了严格的司法验证程序。塞勒姆审巫事件警告所有的后人，即使在当时当地看来似乎确切无疑的事情，如果不严格按照独立的法庭程序和证据排斥方法加以检验，那么冤枉无辜的荒唐悲剧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在制度化的权力的参与下，罪名是可以罗织的。

1992年是塞勒姆审巫案300周年。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为300年前塞勒姆审巫风潮中的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当年的人，不管是迫害无辜的人，还是受迫害的人，都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