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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5000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属铜石并用期，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一般认为商文明直接来自龙山文化，其前为大汶口文化。

语言学家李葆嘉在《论中国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中国语》一文中说：“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指出南岛语和汉泰语之间的关系比汉泰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更密切。与之同时，还有许多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了说明南岛文化与中国中南部早期文化的一致性而做了大量论证。凌纯声根据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悬棺葬的分布情况，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来源于洞庭、鄱阳湖之间，又推定‘东夷’就是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人　的祖先。美国人类学家杨江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他们向南穿越印度尼西亚，向东到达南太平洋诸岛。绝大多数迁往南洋的夷越，至今还保持着与古越族相类似的文化习俗。”

这些语言学结论是否完全正确还难论证，起码“无风不起浪”。中国大陆与南岛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只是把起源方向调整一下可能就正确了。比如，实际上中国东部出现的部分人群是1万多年前第四纪冰川融化时从赤道回潮到中国大陆去的。当然也有可能这些地区是互相交流的。比如在冰帽扩大期，中国大陆的人类被赶到回归线之内的赤道附近，然后在融化期他们又回到北方，发展之后部分人又扩展到赤道附近，这是有可能的。在证据稀少的情况下认定有文化联系就可以了，不要过早下结论谁是谁的祖先。

撇开来去先后的争论，对于联系性的存在大家是没有异议的。

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没有航海能力，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中国大陆向太平洋群岛进发（或者反向）都无法进行，所以，即便我们暂时没有发现考古方面的证据，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古代很久以前人类就具有超乎我们想象的航海经验与能力。否则以上这些语言学上的结论就不存在。当然，我们或许对此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所有这些目前看起来隔绝的地方由于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全部都陆地相通了。

西方学者蒲立本（）所著《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也说：“台湾北部大岔坑的绳纹陶文化，依碳14测定，年代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种文化与大陆福建和江西的新石器文化有关，这两地的文化目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台湾西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至2000年之间，张光直（1977：169）将其归类为龙山型，与大陆沿海文化关系甚近”。

如此多的考古证明了的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系，比如核心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就很让人意外和警觉。在新石器时代如此广泛联系，我们不能认为他们都是在河边洗手不小心掉进海里的鲁滨逊，必须承认古代人早就有主动航海的能力，而且他们可以航行得很远。假如这个联系在6000年前，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陆地相接，假如在其后的时段则应该考虑一些航海工具的发展。

假如到杭州湾的河姆渡考古遗址就会看到一把距今7000～6500年、残长62cm、柄宽、桨叶长、厚2cm的木桨。有桨一定有船！

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肯定有独木舟存在。专家估计，独木舟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10000…8000年前。

商朝的海洋特色非常鲜明，这一点已经无庸质疑，并且就人种方面许多人提到他们与太平洋人群的联系。但是传统在描绘“三代”图景时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我倒不觉得这是某些学者故意，但事实是，这个欠缺直接导致了一个疑问的提出。商人发源于海边（山东），假如在海边沿岸找不到文明的根源，例如龙山文化的光亮黑陶以及青铜器的冶炼起源等在那里找不到起源，那么势必要继续向海外寻找。但由于商的海洋特性被掩盖了，所以它的海洋根源也被掩盖了。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商人的海洋性给提出来，并且适当解释他们的起源与外部的联系。

这样一个观点越来越多地被人提起，山东曾经出土有大量的欧罗巴人种，并且这一地区的欧罗巴人种现象直到公元5世纪还很明显，唐以后才趋向蒙古人种。在这一地区的汉墓中画像中看很清晰地看到，2000年前一群骑马的大鼻子奋力抵抗着蒙古人种。奇怪的是那些蒙古人种却划着船！假如不是我亲自看到这些画面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假如不是事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