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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志愿军的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了。他们指导我搜集新闻，并告诉我，任何一则新闻被引用或改编，必须注明出处。所以我们的新闻受到普遍的信任。改编的新闻，来之于由志愿军提供给我们的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

第70节

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专门负责稿件打字。他有娴熟的英文打字技术。

每当文稿编完，画出版样以后，他就按版面要求打好字；　付印前需要变动版面，也不厌其烦。除了打字，他还兼了校对工作。他瘦瘦的个子，黑黑的脸，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干起活来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南朝鲜战俘小金，专管印刷和装订。他才17岁，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聪明，懂一点英语 和汉语，一架手摇油印机让他保养得很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极少出故障。除此以外，也做一些收发通联工作。指导这四名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是两名年轻的女翻译。一个叫朱永淑，25岁，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成绩优异，曾留校任助教，和同校一位青年讲师结婚不久，便报名参加志愿军，来到了战俘营。另一个卢江，才19岁，是位上海姑娘，上海解放后报名参军，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深造期间参加志愿军；　来到志愿军俘管处，就和朱永淑一道工作，两人同住一个炕屋，亲热得像一对姐妹。朱永淑身材娇小，性格温柔，说话轻声慢语，走起路来总是碎步小跑，一心一意都扑在工作上，特别珍惜时间。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晚睡觉前都要一个人默默地做祷告，自律很严，小心谨慎，声言自己不愿介入政治，却不明白她的一切行为，早已介入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政治使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她本人对这一崇高的献身行为，只是解释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为祖国效力。卢江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读的高中，虽然不信教，但能理解朱永淑，在生活上尊重她，照顾她，在业务上互相学习。也许因为朱永淑信教，编辑部的几名战俘反而更亲近她，也更亲近志愿军。战俘们在成为战俘之前，都听他们的上司讲过，共产党容不得有神论者，谁信教谁就要遭到杀害。在他们眼前的志愿军队伍里出现基督教徒，使他们更觉得共产党人不是那么可怕了。

朱永淑和卢江在四名战俘面前，没有扮演过“特派员”的角色，她俩是编辑工作的参与者和协调人。尽管在名义上担负着审稿责任，这是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拘留国方面的应有权利，在战俘尚未解除战俘身分成为自由平民之前，在生活上需要获得人道待遇，其言论和行动仍须受到拘留国方面的监督与约束。尽管如此，她俩从来不曾轻率地否定过一篇稿件，扣压过一期刊物。为了编辑工作的需要，她俩还到处搜集报道素材和背景资料，供给里奇和柯克斯选编或参考；　编辑部成员们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能直接解决的就马上给予解决，无权解决的就迅速向有关方面转达。

在她俩的提议下，教育科和俘管处总部领导人还特意为编辑部调整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新建的办公室用干打垒砌墙，装上玻璃窗，支了取暖的地炕，炕面摆了写字桌，窗明几净，文稿累累，夜晚电灯灿灿，如果不是经常拉警报，钻防空洞，谁处在这样的房间里，都不会怀疑这是一家颇为正规的刊物编辑部。除了四名担负业务工作的战俘外，还有一名南朝鲜战俘分管编辑部的勤杂工作，也姓金，因为40多岁了，大家都称他老金。老金不识字，能听懂一些汉语，从小吃苦，待人和善，干活勤快，打水、扫地、擦桌子、把编辑部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天气一转冷，他就独个儿备足劈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

第71节

五名战俘与两名志愿军女战士相处一起，组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合作群体。开头，战俘们曾为称呼伤脑筋。面对志愿军女战士，不能称“长官”，不能称“太太”、“小姐”；　也不便称“教员”或“同学”，尤其不许称“同志”。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人，怎么可以称“同志”呢？　·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后来，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却都无所畏惧地称呼起“同志”来了。两位女战士在与这五名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