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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来说，首先琢磨的，就是农民转变身份之后的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超过30岁的农民就很难再就业。七八千农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整个小区就会一塌糊涂，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农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钱可以赚。现在我们搞“农民向城镇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农民怎么肯干？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要集体居住，就要搞农民新居工程，钱从哪里来？我们金牛区有9万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　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配套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出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流动人口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能让他们无处落脚。外来人口没了住处，搬迁农民少了收入，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牛区有什么高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得发展集体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来操作，跟以前的那种非法人的集体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股东，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物流，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配置资源。公司内部，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管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道，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体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体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做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　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　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　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户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　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　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高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　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做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做出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体。商业街和出租房，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投资方出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子不能卖，一卖就乱套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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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致和（2）

我明白金牛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优先保护集体。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入不能减少。比方说，金牛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入的。这和集体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按照规定，种粮户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种菜户50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套浪费了，一般都选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两套拿来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