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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网打尽。专案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14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芹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　“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6）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