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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们的存身之所。特别是那些从西伯利亚逃来的俘虏们，入所之初都患有严重的冻疮。据逃俘德国中尉Mayer回忆，被俄军俘虏后在西伯利亚被关押两年，“衣衫污秽，百人一室，其苦楚情形不堪重述”。他于1917年春“设法逸出该地，踉跄道上，备受艰辛……约七星期之久，乃至中国之吉林。”入吉林收容所后，“该所既备有美满之食物，且给有完全之衣履，面貌顿然改观，不复如前此之褴褛不堪矣。较之在俄国时，实不啻天壤之别也”。

虽然中国也于1917年对德奥绝交、宣战，并将驻华使馆卫队等所有德奥在华军人作为战俘收容关押，但中国政府还是决定“本宽大矜怜之意”，对德奥战俘“妥为待遇，以示博爱”，展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德性。

朗润园现在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原本是清朝王爷的花园，北洋政府把它租来改作战俘营，用来收容德国驻华使馆卫队。收容奥匈帝国驻华使馆卫队的西苑俘虏收容所，设于昔日的皇家寺庙万寿寺之内。战俘中的士兵被分别安排住在三个大殿和四周的功房里，军官们住在过去慈禧住过的宫殿内。军械士官亚历山大·弗兰克后来写道：我相信，人人今后都会乐意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人人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永远记忆犹新。奥匈驻华公使罗斯托恩后来也承认：“我从没遇到一个（在华的）奥地利人叫苦，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对德宣战以后，中国政府还宣布：所有战俘入收容所后寄发信件，一律准予免费，并加盖特别印记。按照海牙陆战规约和中国颁布的待遇德奥俘虏办法，比照我国当时执行的陆海军饷章，陆军部于1917年11月拟订了德奥俘虏军官及士兵薪俸及月费标准，规定，准尉以上军官照我国陆海军饷章发给薪俸，其中最高的海军上校月薪高达420大洋。士兵除供给伙食外，正副目（士官）每名月给零用四元，士兵每名月给二元。

除发给薪俸、月费之外，中国还给押德奥战俘发放服装及所需日常用品。特别是许多东北逃俘自俄罗斯逃入中国之时衣衫褴褛，贫病交加。1919年冬，吉林俘虏收容所收容所为每名战俘在省城洋服店定做了每套价值约大洋30元的冬装。

每一个收容所内设立医务室，负责俘虏的保健医疗。此外，陆军部还专门指定位于北京东城东四牌楼六条胡同里陆军军医学校医院专门作为德奥战俘的专门医院和养病之处。

战俘们有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在有人监督的情条件下共同出所外散步，而且每人每周至少二次，每次3…4小时。各个收容所在文化体育方面，也给德奥战俘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几乎每个收容所都有战俘组织的乐队、球队（或足球或网球）。

我们看见，在由昔日皇家园林、行宫，以及议员宿舍、军队营房改建的俘虏收容所内，德奥战俘们，吃着山珍海味，喝酒弹琴，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悠然惬意地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

大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并没有获得所期待的平等待遇，但负责任地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将收容的德奥战俘一律遣返回国。1920年2月，中国将北京、黑龙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奥俘虏陆续集中上海，由中立国荷兰的驻华武官率领，搭乘日本哈德逊丸号归返故乡。（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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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平静地走过袁腾飞

《看历史》特约撰稿┃何三畏

袁腾飞到底讲了什么？他没讲什么。作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在中学生面前，他能讲什么呢。作为标榜“百家”的“讲坛”，它可以比中学课堂更“主流”，而没有中学课堂的趣味，又有什么可讲呢。依据“百家讲坛”结集出版的，不过被书商取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书名，又能是个什么玩艺呢。袁腾飞的趣味来自于他的课堂记录。或者说来自于我们僵化的观念，来自于我们原本生活得没有趣味。

看起来，有两种人是真正地在和他较劲。一种是高举旗帜手挽手去抗议的老人们。夕阳拖长了他们的身影。你无法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是一些从前有着强烈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而在当前的体制下感觉到强烈的失落和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在寻求表达，他们觉得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伤害了他们内心的崇拜和尊严。但是，这些可怜的父老兄弟们或许找错了对象，甚至在跟他们自己内心的障碍纠结。他们认为的袁腾飞那些渎神的话，其实已经是豆棚瓜架下闲谈的内容，民间常识，他们自己有时也会说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