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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沉默，久久未发一语。

不久案情重新裁定，庞氏得以免死，与三子同流岭南。这件事还有一个背景，团儿的奸谋被人告发，盛怒的武皇杖杀团儿，但徐有功仍然被免职为民，——骄傲的皇帝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

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那么也不过就是戏台上屡见不鲜的故事之一，直言敢谏的忠臣如何凭借自己的正直折服了骄横跋扈的皇帝，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终于救出了无辜人士，奸人也得以授首。我们除了赞叹大臣的浩然正气之外，学到的也就是专制统治如何黑暗之类的类型化说法。这么贴标签当然也不能算错，但以此来概括武皇和徐有功之间的关系却有简单化之嫌，两年之后，武皇再度启用徐有功，武皇任命的意图以及徐有功当时的反应，都颇值得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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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是万岁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武皇发六道使大杀岭南流人，自感危险人物已经给消灭得差不多了，政局趋于稳定，于是先后贬黜来俊臣，诛杀侯思止、万国俊等酷吏，重新任命徐有功为侍御史。次年，来俊臣也被诛杀，至此酷吏政治基本结束。从索元礼、周兴起一干迎奉圣意求取富贵的酷吏全部遭到了生死族灭的下场，而徐有功却声誉日隆，步步高升，官至司仆少卿荣显善终，年六十八岁，武皇特赠司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了。李唐复辟之后，庞氏之子为报母恩甘愿以自己的官职赠与徐有功的后人，其五世子孙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商子徐彦位登宰相，封齐国公，世代荣显，可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

对比酷吏和徐有功的不同结局，我们很难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解释武皇的驭下之术。对于一干希旨献媚的酷吏她表现得异常冷酷决绝，兔死狗烹毫不留情，对于徐有功却是敬之重之，以至于有些畏之的。在社会稳定的时候，她明知道徐有功奉公执法必定会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坚持启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敌的时候，就算摆明了徐有功是无辜的也依然削职为民。在杀人刀和活人剑之间，她只是根据时势来做出她认为合适的选择。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有功也只是武皇用来平衡酷吏政治、维护法制不致崩溃的棋子罢了。这情景颇类似唐太宗把魏征树立成谏臣的标兵，其实太宗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更多地是听取房玄龄等人的意见，但他需要魏征的耿介之言来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大唐的建立也有太宗一份功劳，先天的优势决定了他在曲己纳谏方面可以做得更漂亮，他对魏征越礼重越容忍只能越增加他的威望。而大周朝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徐有功无法得到如魏征般的礼遇，因为武皇必须强化别人对她权威的承认和服从，如果人人都像徐有功那般认死理地一再驳回她的旨意，她这个皇帝还怎么当得下去！就算是心里再敬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只能牺牲一下徐有功了。就是这一点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决定了武皇和徐有功这对君臣不能如太宗和魏征般的相互成全，而君臣遇合的佳话，也只有到了武皇年高对于世事不再执著之后才能实现了。

然而徐有功的反应却令人诧异。这个可以含笑面对死亡的硬汉，却在接到任命书时忍不住流泪，坚决不肯上任。他叹息着道：“麋鹿在山野间自在遨游，生命却系于庖厨之手，时势如此，无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执法，总有一天会触怒陛下，坐罪枉死，请陛下收回成命！”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经看透当时的官场险恶以及武皇给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纵然坚毅如他，也忍不住悲伤泪落。这也许有损他的硬汉形象，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徐有功。原来他并不是神经大条到不知死亡为何物，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宁愿躲入山林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小民，避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可是这个人的责任感实在太要命，只要他坐在法官那个位置上，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手中出现冤案，不能坐视无辜人士被杀，为此，他不惜自己慨然赴死。

生命是可贵的，属于人类只有一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活下去本身就是最大的目的，如同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福贵，不管经历多少辛酸和屈辱，还能看见太阳再升上来就是好的。也有不少我拿青春赌明天的冒险家们，为了富贵和荣誉，甘冒奇险拿命去换，以无价的生命去追逐那些过眼云烟似的身外之物。当然，世上也有至情至性的人儿，甘愿为挽救亲人或者爱人的性命而舍身，可是象徐有功这样为了挽救素不相识的人而一再自蹈险境的人，实在不多。虽然他丝毫不会武功，也足可被称为侠之大者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