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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千载事悠悠。今日令我们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诗乃至唐文学的繁荣，不能不说与武皇开创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关。让我们怀想至今的盛唐气象，其实不在于那幅员广阔的疆域，不在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风范（虽则这些的确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_^），而在于李白的诗，王维的画，在于王翰醉卧沙场的潇洒狂放，在于李义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与深情，在于安史之乱遭受胡骑践踏仍能怜惜街头卖艺的胡腾儿有家不能归的悲悯与宽容，在于数万民间女子郊外踏歌放舞那健康而明媚的笑靥……洛阳的牡丹、扬州的明月、琵琶、古剑、烟柳、和白鸟，这些意象组成了我所深爱的唐朝，诗的王朝。翻阅唐人留下的诗篇，或清冷，或豪放，或幽雅，或恬淡，那是令我们不知不觉会用眼泪去应合的歌声，穿越千载的时空悠悠传来，至今仍慰藉着我们寂寞的心灵。

然而在沉醉于唐诗所营造的灵性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诗赋取士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儒学的低迷。唐初虽然三教并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太宗以儒治国，诏令颜师古、孔颖达考订《五经正义》，标志着传统儒学即两汉经学的统一，儒学盛极一时，但其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中唐大儒韩愈异军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举“道统”的旗帜，为宋学开辟了先河。而中间盛唐一段，儒学却处于马鞍形的低谷地带，这对于一个文化繁盛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不能不说这跟武皇执政时有意识淡化地儒学有关，除了抬高进士压低明经科之外，也可以从学校的兴废略窥一二。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1＇钱穆《国史新论》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唐代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官学有二馆六学，州县有小学和私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数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国留学生。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学习各科专门知识，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则专攻儒家经典。太宗时尊孔崇儒，学校发展极快，“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2＇高宗继位，薄于儒术，颇重文吏，对于士子入学研究儒家典籍缺乏奖励和提倡，但学校仍在继续开办，士子对学校仍有浓厚兴趣，如宰相裴炎前后总共在弘文馆攻读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汉书》等经典文献。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则加试“贴经”，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与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13＇　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14＇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开科举而废学校，文学繁盛而儒学沉寂，该如何来评论武皇给唐朝造成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