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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进一步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在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阳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性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龙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色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出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部》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出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倚天屠龙记》中代表道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处存身，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于海”。《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部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出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捏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