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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阳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有如刺客的刀子，我每一天就这样从恐惧开始，接下来是漫长得难以忍受的白日，我固执地把它想象成这样一个沙漏，它装载着整个沙漠，永远漏不完。于是我坐立不安，我抓耳挠腮，我上窜下跳，我周游后宫，向远在天边的国度发兵，重判犯轻罪的人……

司马迁注意到，刘彻没有自称朕，他把自个儿看成一介平民，他想强调他的苦恼，只是作为一个人的苦恼，而并非是一个天子特有的责无旁贷的苦恼，不过司马迁却不能对刘彻的一时情绪说什么，哪怕是安慰。他保持沉默。

刘彻问道，《史记》的撰写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朕记得你很久没有新作了，朕已经四十有五了，不能单单指望通过女人来混一整夜；朕还想知道，作为一个有理智有头脑的学者，你是如何应对这个酷暑的？

司马迁的白脸皮有些泛红，他说，说起来真是白拿朝廷的俸禄，有负皇上的恩典，数年来，《史记》毫无进展，我庞大的阅读计划也搁置不前。

刘彻克制着内心的不悦说，你缺什么吗？不知疲倦的速记者、探古与采风的经费，还是无法摆平干扰你的小小欲望？这些朕都可以满足你。

司马迁说，我什么都不缺。也许我是跟陛下一样，陷入了一种中年特有的狂乱里面，无法脱身。

刘彻说，愿闻其详。

在跳下去之前，我们会遵照想象壮怀激烈一把，这也是率先起跳者的特权，比如挨个抚摸其他人的下巴，然后说，看我的吧；或者先把一个走神的小女孩推倒在地，装出逃避报复、慌不择路的样子，呼的一下跳下去；或者对着底下的人大喊一声，我来也。也许当时我的体重、能力比，达到一个峰值，要不为何那坝上之跳如此美妙，十年之后仍让我念念不忘。

我记得纵身一跃时，中山服的两个下角翘起，像张桌子又平又直地摊在空中，我跟命运各坐一端，我为生下注，她的手里捏着死的牌。我被一种奇怪的信心吹成气球，在空中站在平衡与失衡的不归点，起跳与坠落之间，像是被拉长的慢动作，无限漫长，一如残酷而绵延不休的青春。暮色和麦苗混成一种暗绿，覆盖着不辨有无和虚实的冻土，我先是双脚，然后是整个身体，坠落在上面，土质像是风干的兽骨，干脆而僵硬，把双手咯出密集的凹坑。接着我把手掌插进水坝裂缝里，爬回坝顶，转身再跳下去。跟坠落到底的人在一起，我感到欢欣和幸福。当时我内心充满激情，像是在跟某种极限较劲，我一次又一次爬上去、跳下来，似乎这两个动词就是我一生的简写，直到夜幕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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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

司马迁说，在我每篇著述的结尾，都会有一节太史公曰，太史公不单是指我自己，而是一个集体名词，指代所有的历史工作者，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思考着的人，和以历史的名义言说着的人，我想站在一个对人类全部历史进行终局审判的高度，也就是陛下你跳一跳就可以够得着的天的高度，来评述往日之功过，今人之是非。但是我发现自己做不到，我曾经跟司马相如、卓文君夫妇有过探讨，与身为诗人的相如相比，我的观念是学者的一己之见，与文君相比，我的观念又成了该死的臭男人的想法，甚至在门外侍候的公公的历史视角，也跟我不一致。结果是，我的想法仅仅成了司马迁的个人看法。这大大偏离了我的期望。

刘彻沉思片刻，汗珠从他光滑的额头上钻出来，蛇形而下，书房外大树上的蝉鸣正紧。

他说，你是说碰到了人生难以逾越的大限，石头会沉、人会死一般的大限，首先是性别的限制，你是一个男人，没法知道女人的想法，而她们在历史上却同样有着过人的力量，就像阻碍我登基的萧太后；然后是职位的限制，你子承父业，是本朝的太史令，你接近了书籍，却远离了天子，而朕却是最耀眼的历史。所以你有多大的局限，史记也必定会有多大的局限。是这样的吗？

司马迁为刘彻的清晰思路感到吃惊，但却又忍不住怀疑，他这样把感觉理性化，把抽象具体化，把混乱条理化，是不是做得太武断、太粗暴了。但他仍然称赞了刘彻的洞察力。

刘彻忽然叹气说，如果朕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劲头，也许可以帮你一把。

司马迁狐疑地问，陛下为何突然想起了始皇帝？

刘彻说，他是一个做事相当彻底的帝王，敢最大限度地与掌握着书写能力的人为敌，朕不会这样干，不会把自己的小辫子交给刀笔吏，然后任由他们钉在历史的大牌坊上示众。

司马迁说，陛下的意思是，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