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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全面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以公民(个人)产权为基础,以多元化公有产权为主体,以私有产权为辅助的公产与私产长期并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补长短、平等竞争、协调发展的公私混合产权结构;在产权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基础上,使产权运行、配置、管理市场化、法律化;形成各种产权自由联合的开放性、国际化的产权新制度。”基本想法就是:以公民为产权主体,混合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架构,如果不是以真正的人民产权制度为基础,你叫什么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我这里的“人民”,当然不能是抽象的人民,而必须是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拥有实在的、具体的财产权利,经济上的人*权才可能实现。有了经济上的人*权,才谈得上其他领域的人*权。我这篇文章的要点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大概发了2000字左右。当时就引起了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则指斥为“私有化纲领”。我主张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少数人的私有化,我主张的是广大公民拥有自己财产的民有化,我主张的民有化实际上就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这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有些人把我的民有化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筐子里,又把理论问题政治化。我在理论上的每次超前、创新,都是在对广东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潜心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我觉得已经到了非解决这些要害问题不可的时候,但几乎每次超前、创新,开始我都要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过一段时间又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就这么一个“否定……承认……又否定……再承认”规律。真是在中国做人难,做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更难。但我现在一点不后悔,在中国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必须作好付出代价的充分思想准备,而我在中国改革的转型期,尽了一个学者的责任和良知。
从1000年的沧海桑田中提炼我们的人生智慧陈:关于你以后的人生,大概是怎样规划的?
郑:我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现在我已经57岁,我的生命不多了,充其量有20年的学术生涯,因此我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东西搞出来。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到这个《论纲》,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一个“休止”,我不想再在报纸上发表没用的文章、应景文章,我要把中国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世界的大舞台中,从西方、东方不同的道路,从西方、东方的兴衰成败,反思中国的命运,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我在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经历是25年,我的研究,始终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以社会需要为前提。所以不能说我是什么天才,只能说我生而有幸,生活在中国转型期这个大历史时代,生活在广东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使我的大脑时刻受到现实的强烈撞击,使我时刻不满现状,时刻探索,进行超前研究。从私人所有到全面公有,再从全面公有到公私混合所有,从公有经济的兴衰到私有经济的兴盛,再到公私混合经济的新选择,这样的沧海桑田,人类在西方可能花了上千年、数千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人生苦短,但我们的人生并不短,我们在一生中经历了人类上千年、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这是我们这代中国学者最大的幸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和幸运,从人类千年沧桑中提炼出真经、真知,从而建立我们的知识谱系、思想谱系,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人生成败的关键,我将毕生为之求索。
陈:谢谢!
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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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1)
◎邱健
前10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九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九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位于芜湖市大戏院40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九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旮旯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一溜烟地跑掉了。他很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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