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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5～1875年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制，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亡羊补牢行为。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从总督处获得必要的特许权之前6个月，曾经找到詹姆斯寻求对运河项目的支持，但是被婉言谢绝。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的代理人朗道有一个兄弟在亚利桑德利亚，他与欧鹏海姆银行一唱一和，试图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埃及政府筹款的活动，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尽管年迈的詹姆斯有些动心，但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风险意识取得了很少见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尽管列昂内尔在1867年直接接见了一名带着礼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礼貌地回绝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运河已经正式开通后，阿尔方索还在预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将会倒闭，而且伦敦的推论是埃及政府将会紧随其后。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瑟尔姆想通过巴尔干扩展南线铁路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堂兄弟们的同意。当埃及财政部长伊斯迈尔·萨达克·帕萨在1874年寻求罗斯柴尔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们能同意做的最多只是保证威尔第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执导他的《阿依达》全球首演式的时候能够拿到他的报酬。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让罗斯柴尔德改变他们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经濒临破产，因此自1871年开始一直在想着把这条运河卖给一个或者多个欧洲大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挠把任何有关的计划拿出来讨论。格莱德斯通政府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因此，运河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关于它的通行费的收取涉及了复杂的法律争议。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权利中心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舞台的第一个关键的变化。由于迪斯雷利总是对东方的一切事物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现实地洞悉了新的“东方危机”的临近，以及埃及在未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内尔重提英国购买运河的问题，而且纳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敏锐，他们看到了在埃及运河上复制他们早先为欧洲铁路所开创的模式——也就是为大型资产的出售进行融资——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古斯塔夫所报告的，法国政治上对英国购买想法的反对似乎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当迪斯雷利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总督在运河上的股份而避开直接购买的问题的时候，金融领域也表现出反对，这反映的是地产信贷银行、国民银行和英国—埃及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土耳其首相迈哈迈德·那蒂姆·帕萨在10月7日宣布了土耳其破产公告，通过削弱总督和他的法国银行家们的地位使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土耳其的破产，埃及很难再借到什么钱，然而伊斯迈尔需要（他自己也是这样的）300万～400万镑来支付11月底到期的债务。法国银行和德维沃提出通过用总督的运河股份做担保给他提供短期贷款，但是他们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这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机会。11月10日，英国财政部请求帮助“重组并控制”埃及金融的说法，发出了总督已经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