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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赶上时代。他说：“人们常说：‘老年人顽固。’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要向年轻人学习，年轻人的思想常常带有时代发展的方向。但是年轻人经验少，老年人的经验又可以帮助年轻人。所以要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他经常和我、和我的小叔叔秉群、和他的学生们谈自己的看法，听听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小叔叔入党后，爷爷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对党的政策的看法。那时，我们学校常常有政治报告，爷爷因行动不便，数学所没有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他就让我把所有政治报告记下来，讲给他听，还提出问题，常常考得我出一身汗。

1959年的夏天，我们开始了高中入学统考复习，没有时间参加各种运动了。不久学校来了通知：我和同班同学陈秀兰被保送北京101中学读高中，不用参加复习。

进了高中，1959年的秋冬，我们去支农，公社食堂已经取消，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公社开始按社员的劳动记工分，按劳取酬。我们支农的学生就由学校派炊事员，自己煮饭，像在学校一样。开始，我们参加收红薯的工作，生产队给社员的定额是按行数来记工分。一些社员为了图快多挣工分，不仔仔细细地刨红薯，只顾向前赶，将大块的红薯留在地里。我看不下去就停下来刨红薯，慢慢地寻找他们留在地里的红薯，放在一起，以便马车来时好装车。谁知马车一来，装车的人也是按装车的数量来记工分，他们图快，把大块的装了，剩下的就不管了。我只好问我们带队的老师怎么办。老师看了看，他也没办法，就让我把掉下来的红薯放在一起。听说在困难时期，农民又返回田里把留在地里的红薯捡回去吃，可惜这些红薯早已经冻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4）

看来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时太早，连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要看每个人是否“各尽所能”了，“按劳分配”也要有一个好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的多少。

这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稻田里的水已经结冰，许多稻子仍泡在水里。公社给我们的新任务是把稻子运到场院。因为社员们都不愿意干，就让学生和其他支农的干部来干，于是我们就从红薯地来到稻田。

天太冷，一下水就冻得直发抖，稻田里的冰把我的脚划出一道道口子，鲜血流出来，和稻田里的冰融在一起，加上冷，我疼得无法忍受，想哭又不敢哭，怕别人说自己娇气。带队的老师见许多同学的脚划出口子，就教我们穿上长袜子再下水，这样不太冷了，而且稻田里的冰也不会把脚划破。我们咬着牙，忍着寒冷，把割下的稻子运到场院。

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劳动结束，我们也没有能把所有的粮食拉回来。公社大队干部希望我们延长时间，但老师也没办法，我们还要上课，况且学生总不能代替农民，干完一切农活。我们只好看着烂在地里的粮食，遗憾地走了。

回来后，我和爷爷谈起来，爷爷说：“造孽呀，粮食都损失了，我们可能会挨饿了。”

不久，我们就听说有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国家又按产量征购粮食，公社干部无法缴足公粮，就把老百姓的口粮缴了公粮，最后连种子也上缴了，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去找出路，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位安徽的保姆。听这位保姆说，乡下的干部虚报产量，等国家按产量来征收公粮时，他们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看，把社员的口粮拿走了，最后连用来留种的种子也被他们拿走了，于是有人饿死，她也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再加上天灾，全国性的困难时期来到了，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6 在爷爷刚刚回国的年代里

◎1959年10月去北京郊区支农

“试试看”

1959年初夏，爷爷收到了请柬，邀请他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收到这份请柬，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想拒绝。他告诉我们：“我年纪大了，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会议太多，会使我不能充分利用时间做点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再说，我也不喜欢参与政治。”他又讲起他在云南大学时，因有许多事务上的工作，自己没有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我听别人说他回来时曾经希望：第一，回国消息不见报。第二，不在政府或者数学研究所担任职务。第三，带几个学生。他的三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不过我没有向他证实过此种说法的可靠性。如真有此事，那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