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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或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爷爷在美国的学生陈省身先生也来信邀请爷爷去美国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爷爷在法国中央研究中心里做一点数学研究工作。1954年，华罗庚率领中国代表团去瑞士参加世界数学大会，同时带了一封周总理的信给爷爷。据中国著名医学专家范秉哲先生回忆，当时爷爷给他看了这封信。在信中，周总理谈到中国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并给予高薪待遇，使他们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才能。周总理也请爷爷和他的朋友们回国看看，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来去自由。范秉哲先生和爷爷商量后约好1956年回国，后来爷爷因病重未能如愿成行，范秉哲先生只好和夫人先行。

1957年，爷爷终于可以动身回国了。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给爷爷一笔安家费，以便爷爷购置他所需要的物品。但爷爷分文未动，全部还给国家，自己只带了两个简简单单的箱子踏上回国的路程。他出国时，曾经带了一笔为云南大学购书的钱，虽然他已将书寄回云南大学，但是还有一些余款。就算在病重期间，他也不曾动用，还给了云南大学。他说：“这是国家的钱，我们千万不能动。”他就是这样，廉洁奉公，保持一生清白。

爷爷回国没有多久，爸爸也收到了爷爷的信。爷爷说，科学院各级领导都很关心他，他因年纪大了，不便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他只想带几个学生，从事数学研究，一切还等安排就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爷爷回来了（4）

爷爷提到的这几个学生，后来我去北京时都见到了，其中有从福建省来的谢辉春、北京数学研究所的何育赞……

爷爷在第二、第三封信中，就提起想接我去北京读书一事，想让我学数学，并征求爸爸和妈妈的意见。

北京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北京。梦中的北京和个旧差不多大。天安门广场有我们学校的大操场大。从矿山马拉格来到个旧，我印象中的个旧是极大的，操场上还可以踢足球。在马拉格，我们是不能玩球的，因为一玩球，球就会滚下山去。既然天安门广场要站许多人给毛主席检阅，一定有我们学校的大操场大。

这一年我快十二岁了，有两个北京地质学院的人来个旧实习，爸爸便托付他们把我带到北京。爸爸、妈妈、姐姐和两个小妹妹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告别了童年，告别了故乡，告别了爸爸、妈妈、姐妹和童年的伙伴，去北京找爷爷了。

一路上，这两个人又抽烟又喝酒。而我的爸爸和妈妈是从来不抽烟不喝酒的，也不会骂脏话。于是我认定这两个人是“坏蛋”。我们乘长途汽车时，沿途经过的地名，我都仔仔细细记下来，并记下如何找旅店，又将他们给我的零用钱存起来。万一这两个人不带我找爷爷，我就用这个钱买车票，原路回个旧找爸爸和妈妈。

到了重庆和武汉，他们出去玩，我也不肯出去，只在旅店里等着，怕跑丢了。经过十五天的旅行，一路上提心吊胆的，我们终于到达北京。

北京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有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多的房子、道路。我无法辨认所到之处，开始慌张起来，不知道这两个人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在他们的一个熟人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乘公共汽车去爷爷家。

爷爷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26楼101号（后来改为13楼101号）。那时中国科学院才由城里搬出来没多久，还没有多少人。楼也是才建的，我们是第一家住户。

到了家，开门的是姑姑，我一下子就认出她来了，并按云南的习惯称呼她：“娘娘！”姑姑也惊喜地喊：“有德来了。”接着从里面出来了许多人。最后从里面出来的是一位和蔼的似曾相识的老人，他的右手和右脚有一点毛病，走起路来有一点跛，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像爷爷。但是我的爷爷是戴眼镜的吗？”我问自己。“应该是戴眼镜的，数学家哪能不戴眼镜？”正在想着，奶奶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让我喊爷爷。“爷……”我还没有喊出来，爷爷就用地道的云南话说：“还是喊老爹，我们云南话是喊老爹。”“老爹。”这回我痛痛快快地喊出来了。

爷爷和奶奶送别了两个北京地质学院的叔叔，带我进饭厅吃饭。他们刚刚吃过早餐，只有阿姨没有吃完。见我们走进来，她连忙站起来要给我另做饭。爷爷制止了：“就让她和你吃。”阿姨说：“馒头没有了，我喜欢吃窝头，今天做了几个，不知道她喜欢吃吗？”爷爷说：“让她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