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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熟的优势，去他们的库房。

最惨的一次，四个人都囊中羞涩，没法点菜，可那也挡不住：正好库房里堆着好葱，我们就就着那些葱喝了一顿。

92年我们还在团里发起过一次啤酒大赛，号称“崔杨腾杯”；为此成立了一个啤酒协会，我任主席，崔东彬任副主席，杨强任秘书长，当然都是自我委派的；又录了像，非常好看。有关我的那段，用摇滚乐作背景，我戴着墨镜，正拿着一把刀子刮脸。画外音我记得是：草原上的牦牛，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很可惜，这盘带子后来被电视台借去搞丢了。

康绍辉当时在新疆演出，所以名号、职务，都没他的份。他回来看了录像，气得双脚齐跳，说我们四人这么“铁”，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等我？非要讨个“说法”。

他占理，没法驳，最后我们决定委任他为公关部主任，大致相当于当年孙悟空的那个“弼马温”。就那样，还把他乐得颠儿颠儿的。

一时团里酒风大炽，“酒鬼”、“酒仙”层出不穷。

写到这里不禁有点恍惚：我们真有过如此巨大的热情吗？

维持这样的热情需要一种魔力，那么究竟是酒本身就有这么大的魔力，还是我们共同的需要造就出了这样一种魔力？什么又是我们所共同需要的呢？

四个人在一起当然不只是喝酒，还说话，数不清的话；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一次次的聚会更像一幕幕的哑剧；动作也极为单调，无非是举杯、举杯、再举杯。

唉，岁月、青春、遗忘，都泡在酒里了……

可是，很难设想，若没有酒，那些年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许多时刻将怎样度过。

什么叫“穷开心”？这就叫穷开心。时过境迁才越发体会到，这三个字，可是不那么简单。

崔东彬，一个多么实在的人，衬衫总是洗得雪白，但我更忘不了的是他那双汪着泪的眼睛。

那次是我们四人中闹矛盾，产生了隔阂；我既然是老大，当然就有责任出面摆平。

一家小酒馆，一个小包间，两瓶二锅头分四杯，一模一样多。

耳边还在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硝烟弥漫，沸沸扬扬。

我先站起来，面无表情地发话：来，感情深，一口闷，不然就拉倒。

大家一愣，全都端了杯子站起来，可又不喝，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

这时就听东彬说：我先来，干！一口就全干了。

平时他是个喝慢酒的主，哪受得了这么强的刺激？放下杯子，转身就去了卫生间，不用说，吐得那叫一塌糊涂。

他这一走，我们不约而同全坐下了，等他。

一会儿，他吐得眼泪汪汪地回来，见我们面前的酒都没动，感到奇怪：“咦，你们这是……”

我说：“谁跟你一样啊？我们这是……玩儿呢。”

他似乎听不懂，瞪着双泪眼看着我，这时杨强康绍辉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一下就松下来了。我们四个又成了好朋友。

这几年先后有好几个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东彬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最大。无论是在什么意义上，他都是我最亲近、最贴心的朋友。他去世那天我正在西安转机去别的地方演出，突然接到杨强的电话，一时怎么也不能相信，总觉得是一个谣言；失魂落魄地到了第二天，又打电话问杨强，杨强非常生气，硬梆梆地扔过来一句“废话！”我的眼泪这才喷涌而出。

东彬一走，剩下的三个也就成不了“场”了。一张方桌四条边，塌了一边，那还叫方桌吗？我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那就让他活在完整的记忆中吧。

有次一拨人在餐厅吃饭，正闹着，突然就响起了我唱的《怀念战友》。仿佛是心灵感应，一时大家都静了下来。静了会儿，只听杨强说：我想东彬了，然后就哭了。那天我们全都哭了。

“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东彬好兄弟，来，让大哥再跟你喝上一杯。这回我先干！

然而，基于两个原因，我还是给自己定了个五年计划，准备在这一期间内从酒坛慢慢隐退。

一是不想太烦劳老婆。你想啊，比如说从我们团后面的餐厅到我家也就二百来米，可我有时喝多了回家，这段路要走半个多小时，而老婆就在后面跟着，一点不敢懈怠。据她说，我总是走几步又往回退，走几步又往回退，那模样，可笑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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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彬，东彬，唯有饮者留其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