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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在第二次将沙包扔起时，一边抓拐一边接沙包，以积分多少为胜负。抓拐的游戏，是一种手、脑、眼相结合的灵巧运动。我当年有两付小羊拐。其中的一付，是我的一个表姐送给我的。羊拐的表面极其光滑，像是用水红色的半透明状的玉做成的，奇妙无比。

除此以外，玩沙包、攒烟盒、转着大院练骑车等等，孩子们玩得乐不可支。

我曾经把儿时的玩法，试着讲给我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听。她听时聚精会神，听后目瞪口呆。说来也是，在当今这个玩具极大丰富、网上游戏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又有几个能够懂得他们父母幼时的处境？又有几个能够理解他们父母对往事的那份珍贵的情怀呢？

1971年，14岁的那一年，我搬回了父母身边。当时我家住在母亲当园长的外交部幼儿园里。那里离八一中学很近，所以我便去了那个学校。

八一中学，“文革”前是一所专供部队高级干部子弟求学和住宿的学校。学校地方宽阔，规模正式，环境优美。八一中学分为三大部分，即小学部、中学部和教师住宅区。

六、蓦然回首（15）

光是我们中学部就包括一个四百米标准跑道的操场，操场的正前方设有正规的主席台。主席台的东面是一座六层楼高的教学楼以及十几排整整齐齐的平房教室。除此之外，学校里还有几个分散的小操场、大礼堂、游泳池、实验室、广播室、图书馆、医务室、校办工厂及教师食堂。

就当年的水准来说，教师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的。我在那里就读五年，班主任一直从初一跟到高二，她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有着十分优秀的口才，在讲解数学的原理、公式和计算上有着十分独特的方法，引发了多数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浓厚兴趣。其他的课程，比如化学、物理、英文、语文等也是由一些资历高深的老师任教。

另外我所在的班级，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是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的后代，都是些肯读书的孩子。尽管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小环境良好，我们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

我在班上自始至终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却是最认真的学生，所以各门的功课不仅在全班、乃至全年级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担任团支部书记一职多年。那个时候，一部分精力放在学习上，另一部分精力则放在社会工作上。一个团支部书记，凡事都要操心。拟定团员发展计划、找发展对象谈心、召集支部委员开会、组织发展新团员宣誓会，以及监督各个支部委员的工作，面面俱到，无一处可以忽略。这样全神贯注地投入，所得到的回报是可喜的，我的团支部连年被评为全校唯一的优秀团支部。

不可忘记的是，我们一直是处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尽管到了“文革”后期，批斗老师的现象没有了，全国各个时期的大批判运动仍把我们学生卷进去。除此以外，就是思想汇报、年终总结等等。我们团支部的这些工作，十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又重操小学时代写稿的旧业。

在校读书的五年中，有些事情给平凡的生活带来了几多色彩。

一是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兴奋。那时学校里忽然发明了一种集中教学法，用现代的名词叫做“强化法”。强化法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对知识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和练习以达到特别强化的效果。强化法具有高强度、高难度、高密度的特点，效果不错。学校把这种方法用在物理电学原理的教学上。每个班按照不同的日程表，集中在物理实验室，闭门专修电学原理，为期两个月。讲授电学的老师是个老先生，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不温不火。他对电学的原理、程式讲得井井有条。在两个月的授课中，我们除了听课、读书、自习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测验和考试。在第二个月结束之际，我们每个学生要自制两样东西上交，一是台灯，二是半导体，这让我很兴奋。台灯的制作材料比较简单，由个人准备。半导体的材料则是学校为每个学生准备好的。台灯是在家完成的，而半导体则是在学校实验室内完成的。在装半导体方面，男生好像天生比女生灵。其实装半导体本身并没什么难的，只要是按照图纸和说明书，一步步地细做，就像在美国按照说明书烤蛋糕一样，百分之九十都会成功。当全班的四十多名学生的四十多台收音机，在同一天下午装成时，实验室里的播音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聚会。好在那时的电台频道并不多，除了中央台，就是北京台，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之类，声音此起彼伏。

还有就是让我感到新鲜的事。那时学校里，各年级各班都仍旧保持着定时定期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