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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雇你干活你对我就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加班是天经地义。——这都什么时代了还人身依附？要不怎么说日本的封建残余深厚呢。

日本企业对这条法律颇多腹诽，但法律就是法律。于是面对法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以最近在日本开庭的村上优子“过劳死”案，时年25岁的村上优子原来是大阪府某国立医院的护士，于2002年在连续夜班后死于蛛网膜下出血（日本过劳死的最典型病症之一）。村上死后，其家人将医院告上法庭。调阅医院的档案，村上此前几个月的加班，每月都只有16个小时，然而，她的家人却分明记得村上经常是白班之后立刻被要求上夜班，夜班的第二天照旧工作，与记录全然不符。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呢？村上的友人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掌握了有利的证据——村上从医院发送的电子邮件纪录。因为村上只有在医院才能使用其内部邮件系统，这个纪录显示，村上在死前五个月，每个月在医院加班的时间最少80个小时。至此，这个案件的审理，才开始向对死者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能够取得这样证据的机会凤毛麟角，大部分“过劳”的职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公司无偿加班的暗示，而不这样做的人，反而会受到周围“不勤奋”“不努力”的舆论压力，并影响自己在公司里的前程。

日本的“过劳死”诉讼案件中，能够胜诉的只有10％。

若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日本公司里加班过多的“过劳者”，又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所谓“被动”的过劳者，是指迫于压力被迫进行过量加班的职员。这一部分的人员，主要是各企业中由于能力、机遇等问题，存在职务危机感的员工。比如身处裁员风波中的部门，或者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熟练使用新技术，或者年纪轻缺乏资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担心失去工作的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加班不敢拒绝，而且还往往会主动寻找加班的机会，以便通过工作证明自己在公司中的价值，来避免失去工作的命运。加班成为他们的心理安慰和维护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努力。有些公司，也正是利用这些人的心理，迫使他们无偿地为公司多做工作。　。　想看书来

从“过劳死”到“仕事中毒”（3）

不过，因此也会引发些啼笑皆非的现象。在日本的公司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老板不走，下属一个也不敢走，无论工作是否紧急，都在座位上做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来，写上一段计划，删掉，再重新写往往是他们这时候干的工作。这些毫无必要的加班如演戏，却做得认认真真的日本员工，会让人想起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太太佩涅洛佩来。奥德修斯去特洛伊打仗生死不明，佩涅洛佩遭到求婚者的纠缠无法摆脱，于是假称要为奥德修斯织丧服而拖延——丧服永远也织不成，因为每到夜里佩涅洛佩又会把白天织好的部分拆掉。

总的来说，日本公司里被动的“过劳者”，是过劳死的最主要光顾对象。

然而，在日本公司里面，还有一种主动的过劳者，在外国人眼里，就比较另类了。——是啊，放在我们外国人眼里，好容易不用加班了，还不赶紧回家？对这种找着“过劳死”的现象我们没法理解。前几年日本电视台报道过一位因为过劳引发脑溢血的公司员工。这个员工已经处于半植物人的状态，对妻儿完全无法辨认，但是当记者问他公司的名字时，这位却能够磕磕绊绊地拼写出来……在日本，很多员工是毫无强迫地自觉加班，下班不走，泡在公司，是日本曾经十分推崇的一种企业文化。以至于日本人在解释“过劳死”一词时不无自嘲地写道：“在外国人眼里，过劳死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如这种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还可以用提倡“义务劳动”的社会道德解释，但在日本为何如此盛行，不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难道日本的职工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就会发现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毫无道理。传统的日本社会，是一个两性完全分工的社会，女性全身心负责家庭，而男性全身心挣钱工作。与世界大多数民族把工作与生活分开不同，日本传统的男性眼里没有“生活”的空间，最多是休息一下——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已。“工作，拼命地工作”（“頑張れ，頑張れ！”）就是充斥他整个生命的唯一旋律，在这种观念下，日本塑造出了无数工作狂，成为日本男人的典型形象。这种典型的日本男人，对于工作以外的事情既钝感又没有兴趣，活脱脱一个肉体机器人。把他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