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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16日晨5时，驻抚顺日本守备队从沈阳附近应援返防后，于11时乘汽车赶到并包围了平顶山村，准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报复。日军在川上精一守备队长的指挥下，以给老百姓照相为名，把全村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南的一块洼地里。洼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摆着几挺用黑布盖着的伪装成照相机的机关枪。

当全村群众被赶到洼地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间，机枪、步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顷刻之间，在场的男女老幼一个个都倒在血泊之中。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凡是中弹朱死的，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连哭喊着的孩子，快要分娩的孕妇和七八旬的老翁也无一幸免。为了焚尸灭迹，日军还放火烧毁了村庄。第二天又用二三十桶汽油焚烧尸体，并用炸药炸塌山崖，掩盖尸骨，种上树木，毁灭罪证。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烧毁民房800余间，屠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2/3是妇女和儿童。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群众130余人，在千金堡焚毁民房1000多间，杀害群众五六十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修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3页。＇

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于1933～1936年间，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安东（今丹东）南岗头村、依兰土龙山、舒兰老黑沟村、辽宁清原镇、吉林通化和柳河白家堡子等暴行。仅1934年春，日军在土龙山附近就血洗了12个村庄，残杀群众10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35万余公斤。

1936年夏，日军在通化一带山区“讨伐”中，又屠杀无辜农民1。3万余人，烧毁民房2700多间。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野蛮和凶残。

2。建立“集团部落”

日军在进行军事“讨伐”、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还大搞所谓“治本”措施。从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1933年2月，公布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规定如有藏枪不交者，一经查出，立即处死。

同年12月，伪满政府颁发了《暂行保甲法》24条，实行一家犯法，九家连坐。1934年2月，又公布了《户口调查规程》，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控制。

还规定，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以利镇压抗日武装。

1935年日伪在推行保甲特别工作的49个县中，共建伪保51个，伪甲8387个，伪自卫团5408个，计1050190人。

更为毒辣的是日军在东北农村推行“集团部落”制。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到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农民称它为“归大屯”，俗称“人圈”。

日伪推行“集团部落”制的目的是：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及对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同时，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每个“集团部落”一般规定为100户至200户，占地约4万至9万平方米。“部落”四周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围设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警察、特务监视，每个部落只设一个出入口，出进要出示证件，并进行搜身检查。据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总数达14000个”。＇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

在建立“集团部落”中，日军强迫农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部落”，然后将原村庄烧光，使之变成无人区。

1934年至1936年，伪通化县因日伪制造“集团部落”而损失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1936年10月，伪柳河县将全县散居民房统统烧毁，1。2万户农民被赶出了家园。

1937年1月至9月，伪奉天省和东安省，因“集团部落”而逃亡人数达11。3万余人。在“集团部落”中央，日伪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它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助会”，并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它还对群众出入“部落”横加限制，禁止进入或运送物资到抗日武装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