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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敌，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室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

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复日伪军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率部反正。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是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11月21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色中华》1936年1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还派包括南汉宸在内的代表团等，赴绥慰问。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共200余万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四节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势力的兴起和英、羡派同亲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强，蒋介石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存亡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战的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

1932年，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19路军，不顾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进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和政府的屈辱退让，毅然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同年11月，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反对蒋、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与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黄琪翔等人联合，于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上述爱国抗日的行动，虽然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但抗日反蒋的势力在进一步发展。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年9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