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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终总结工作时领导对他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反正王石没有感觉到半点兴奋。内心深处他甚至觉得，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简直就是对追求成功者的莫大讽刺。

至此，刚入职时的兴奋和得意已然无存。王石想到了离开。

3．王石：你能成事！

日子过得很快。当王石在广州度过6年的时光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准父亲。就是在这一期间，王石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曾昭科，另一个则是刘元生。

先来看看曾昭科这个人。

在王石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相关的资料也表明，曾昭科素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著称。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到过牛津大学进修，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华人做到的最高职位。也许得益于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曾昭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香港社会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华人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不过，人生的起伏不定和诸多意外，最终也让曾昭科在后来的某一天无奈卸职，回到了母校成为一个教员。

躁动的年代（4）

后来有媒体资料表明，当王石了解了曾昭科的经历后，心里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兴奋。无独有偶的是，曾昭科在接触王石后，也认定他“能成事！”

自结识曾昭科以后，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访。在那段苦闷的时间里，王石很享受每一次和曾昭科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觉得王石是个智慧敏锐的人，他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人最终成了一对难得的忘年交。

后来，王石对这段友谊是这样评价的：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为自己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

因为对二人之间有着如此的评价，王石后来每每回到广州，还会时常同太太一起去“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我们依然能谈到一块，而且，是一种得到和收获的过程，很愉快！”王石说。

至于刘元生，王石和他的结识似乎更多了些戏剧性。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在听完曲目后，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着王石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冲动和张扬，为他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值得夸耀的故事。

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刘元生这种过奇的人生经历，遇到了王石的冲动和张扬，竟也铸就了两人随后的人生盟约。

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