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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嫉妒和讥笑。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的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颗图章。

我这样用功夫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功夫。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脚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脚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的发出沉重的声响。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做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的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我一般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的练习。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4）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下一分功夫，即有一分效果。功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功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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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1）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