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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忻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与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作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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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5）

到了一九二○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