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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立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我以为像马相伯先生，像雷鸣远先生，像于斌先生，他们才是公正有道的真正的天主教徒。国人若要信教，应当信奉他们。有许多教堂，打着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却做奸细，做探子，做种种陷我国家害我人民的勾当，那不但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仇敌，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贼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教会，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会是另有使命，并不是来中国宣扬教义的。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我对于教会及教友的态度，向来即持此一个原则。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1）

（二）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以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她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又白又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的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悉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让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简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许多逃跑的，逃出来了，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逃不脱的，耐心待着，死亡率惊人的高。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改善待遇，若是这样的办，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哪里是办公益呢？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