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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庠，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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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家世（3）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第二章康格庄（1）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