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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施的内容和性质的区别，它们同样棘手，并且很多方面更不容易对付。实际上群居村试验者自己在面对情感、*、生育、子女抚养以及父子关系确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上也是束手无策。

由于法制观念过于淡薄，且又与主流社会隔绝，现代群居村实际上成了罪犯逃逸的藏匿地；因为乱交和吸毒而导致群居村村民性病、艾滋病蔓延；群居精神倡导的颓废主义使得某些群居村落垃圾堆积如山，卫生状况极为恶劣。美国有一个小镇，在警方用强力驱赶了群居村的居民之后，清除出来的生活垃圾达数十吨。和当年的雪莱一样，这一些现代人以为只要打破了传统框架就可以从此自由、无拘无束了，其实问题往往比人们当初所臆想的要复杂得多——摧毁体系构架是容易的，例如，反对传统家庭婚姻，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想建立一种新的替代性型的构架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三、现代公社制试验

公社制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例如，以空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二是社会单元组成结构，以公社制群居生活代替数千年人类社会形成的家庭婚姻结构。公社制的倡导者在打破婚姻家庭方面和上述群居村试验有相同点。但是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群居村关心的仅仅是两性关系的自由，而公社制倡导者更重视的是从经济制度等一系列方面对现存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最早的公社制理想出现

古罗马哲学家柏拉图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系统地幻想了一个由哲学王领导的、经济公有制、同时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是公有制的、没有家庭和婚姻的性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

近代以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公社制的主要倡导者，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从16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乌托邦、平均共产主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不同的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对未来大同社会制度假设得最细致的是1755年的摩莱尔的《自然法则》和1776年出版的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不过这些著作中涉及有关婚姻的部分采取的是绝对禁欲主义立场，恩格斯称之为“苦修苦练，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后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理论构想。其中欧文于1824年在美洲购买三万英亩土地试验合作公社，四年后遭到惨重失败。这是公社制的第一次实践，尽管失败，但是并没有动摇人们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激情以及对公社制的浪漫想象。公社制成为他们反抗专制*，反抗资本剥削，反抗社会不平等梦想中一条辉煌的出路。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有人再次开始小型公社制实践、依据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混合了原始社会财产平均分配和性伴侣自由选择的结构原则，在小范围内，组成群居村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集体伙食，集体活动，*集中制的选举和决策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过着一种与周围经济发达的社会相对来说是朴素、简单公社生活，他们的思想意识是比较激烈的，行为也是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

以上谈到的近现代西方单身群落文化发展中的两种组建形式——群婚制和公社制——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而且根据目前中国单身群落发展的形势推断，似乎在可以预见它们（上述两种形式）在将来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原因呢？我们想就此比较一下中西单身群落文化发展的差异。

1�西方历史上最激烈的单身文化试验出发点是对西方基督教社会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抗，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以一夫多妻为天经地义，所以绝对不会出现类似雪莱的离婚事件。欧洲基督教教义反对离婚，18世纪之前，欧洲离婚案非得征得罗马教廷的批准，所以才造成了雪莱式的反叛，导致了那一个小小群居村的实践。

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禁欲主义是表面上的，私底下一直实行着以男性为主体的纵欲主义，男人可以通过很多为传统社会所允许的形式来获得性满足，所以也就用不着走另外的极端主义的道路。此外，封建禁欲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少有人敢于公开挑战，类似那种向社会宣战的公开性乱交是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中国社会对男性的性问题可以容忍，例如，纳妾和嫖妓，但是，如果有女性敢于公开对等地参与，那么她们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男性的不必与女性的不敢，使得“群居村”没有组建的契机。

3�公社制的创建和实践需要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