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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还得是有效的，在合适的时间给需要的人，要明白大笔资金的投入会扭曲一个社会。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总结了捐资者和接受者的范例。在捐资者方面，援助应该鼓励将决策的权力下放（由本地的社区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决定），协调计划和方案应与国家的需要一致，负起责任来，而且援助不应该附加特殊条件。在接受者一方，应该有制度上的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和促进良好的管理，更广泛地参与发展问题，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个人的）监督水平，以增加可信度。简单地说，捐资者能做很多事来确保资金流向需要的地方，接受者可以确保通过给社区群众发言权将资金用在适当的事情上。

发达国家还得准备与较穷的国家分享技术以帮助他们。这不仅仅意味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尽管这很重要，还要帮助研发药物来抗击发展中世界的地方病，并帮助提供洁净的替代能源来减少污染和降低燃料开销。提供培训来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这可能是所有帮助中最有价值的：例如，海佛慈善团体以赠给小农户及社区家畜和培训的方式帮助这些家庭。一旦农场重新运作起来，接受者接着通过将他们家畜的后代赠予另一个贫困的家庭以“把礼物传递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确保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使富国更富裕上。好处得向两条路流动。在世界贸易组织坎昆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把贫困和贸易的问题放到了世界议程的首位。现在该轮到发达世界起来面对挑战了。

坎昆谈判的前夕，英国大臣戈登？布朗后来写道：“数百万人会将全球化要么看作一条实现全球范围内社会公平的通道，要么是富人的阵营”。发达世界没有多少时间改变全球化的进程，但做需要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难。实践我们的承诺，给人民发言权，公平行事——这些事情好像都很合情合理。事实上，那些看来至少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家庭暴力

“他打我打得很厉害，我的牙都被打掉了。每个月他至少打我一次。他用拳头打我。我怀孕的时候他打得最狠……　他第一次打我后，我的孩子没了。我住院了。他第二次打我是在孩子出生前几天，结果我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还打，我就去找我的父母。我爸拒绝带我去看医生。他说：‘你丈夫打你，我又能说什么？’”

任何人都不应该生活在对暴力的恐惧中，也不应该生活在对那些本应爱他们的人的恐惧中。然而，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妇女成为她们男朋友或丈夫攻击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这种在丈夫和妻子间发生的事情，是法律不能也不应该介入的领域。社会上所有的暴力犯罪中，这可能是最不明显的，以致它最难处理。但无为的后果是悲剧性的。

一项统计说，每年有300万妇女被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虐待，另一项说，有1/3的妇女一生中会挨打，被迫过性生活或者受到其他方式的虐待。在俄罗斯，据估计，每年有12；000到14；000名妇女被她们的丈夫杀死，也就是每43分钟死一个。美国在2000年有1；247名妇女被她们的亲密伴侣杀死，和美国相比，俄罗斯的问题显然更严重。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说，除非发生严重的受伤或死亡情况，虐待很少被报告，因此几乎不可能推测每年有多少妇女遭虐待。

俄罗斯的妇女组织一直在试图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沉默的危机——设法让妇女把受虐待的事情说出来，并迫使政府提供设施来安排已成为暴力牺牲品的妇女。但他们承认正在设法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句俄罗斯谚语说，“如果一个男人打你，这说明他爱你”。让妇女——甚至男人——改变这样的观念是第一个挑战。

一位俄罗斯医生认为，这种观念的产生来源于俄罗斯充满暴力的历史。他说，“我们的社会极其好斗，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这创造了一种公民，在美国普遍公认的处事原则对他们不适用。为美国人做的节目在这里没有效力。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当他快生存不下去、付不起房租的时候，罚他的款（几乎无效）。”

似乎后苏联时代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剧变削弱了人们的自信心，人们需要控制。许多男人坚持要他们的妻子放弃工作，使妻子完全依赖于自己。如果情况变坏，她们毫无能力离开。住房不足意味着已离婚的夫妇经常被迫继续住在一起。即使勉强有政府的支持，非政府组织成员对发生变化并不乐观。2001年，全俄罗斯只有6个妇女庇护所，而莫斯科一个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