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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移民的“基层领导”，主要负责一村、一乡的移民联络，开展宣传、发动和上传下达等工作。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移民领头人又被“头家”们推举为“司令”。“司令”不同于普通“头家”，在整个返库活动中，相当于统领一方的“方面军头目”，主要肩负筹划、安排返库活动，组织调度力量，带头上访，与政府讲理、提谈判要求等等职责。

当时，整个安置区共形成了以华阴县刘怀荣、澄城县苗福群、陈文山、蒲城王福义为首的“四大司令”。1978年以来，四人分别带本县移民进行过多次小规模的闹返库，特别是刘怀荣影响较大，当地干部评价他“善于谋略，诡计多端，组织能力强，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移民司令。”

闹返库的共同目标终于使几大“司令”走到了一起。

1979年8月，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返库后，王福义与刘怀荣、陈文山等人开始筹划下一次更大的返库行动。刘怀荣回忆说：“以前，移民以村以乡为单位小打小闹，结果没能返成库，每次很容易就被政府干部赶了回去。为了能把所有的移民都组织、整合起来闹返库，使各县的移民从分到合，形成一股绳，便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在马湖开了一个会议。”

刘怀荣所说的那个会议后来被无数记者、作家称之为马湖会议。马湖会议前，王福义手下有个叫严树德的移民“头家”专程去刘怀荣居住的渭北下吉镇七村，商议开会地点、时间、参会人员等事宜。二人商议的结果是地点就定在蒲城马湖乡马湖村王福义家，参会人员除各县“司令”和主要“头家”外，蒲城县村一级的移民“头家”都参加会议。同时确定，今后闹返库时，华阴、渭南、临潼、富平四县由刘怀荣联系组织，其他几县由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负责。时间当时没能确定，因严树德还要到其他县的移民骨干处联系，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才能确定。

在刘怀荣处联系好后，严树德又连续跑了富平、澄城、白水等县，综合大家的意见，王福义、严树德等人把会议时间定在了10月22日。时间定下来后，严树德分别以信件的形式给各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都邮发了会议通知。

刘怀荣没有收到会议通知。其他几县也未收到从邮局寄出的通知，22日那天，只有澄城、白水、大荔、合阳、蒲城五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到会，因人员差得太多，王福义宣布休会，一边让到会者等着，一边派人再次通知未到会者。

10月23日早上，刘怀荣还未起床，蒲城移民骨干仇明学便敲响了他的房门。听说几十号会议代表已在马湖等待，刘怀荣忙叫来本村的移民骨干去县内通知其他参会代表，自己则同仇明学骑自行车向蒲城赶去。

10月23日，王福义在自己的那片果园里先组织到会的部分代表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对闹返库可能出现的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估。王福义首先讲明：和国家闹事，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结果；闹返库有可能会出现戴绳（指被拘捕）、犯错误等下场；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人请退出会议。

会场静悄悄的，与会的六十余人稳稳地坐在原处，无人左顾右盼，没人胆怯畏缩，全都一副义无返顾的神态。

稍顷，已被生活逼到山穷水尽的移民“头家”们纷纷表态：“闹吧！老王，不闹，留在这里受穷受煎熬不说，把后代的路都堵死了。闹，大不过背绳（被抓被判刑）！闹成了，我们的后代就有出路了……”

王福义大受鼓舞，当天晚上，又同刚赶到马湖的刘怀荣、陈文山等人详细研究统一了返库的诸般事宜。总结过去力量分散，小打小闹而导致返库屡屡失败的原因后，刘怀荣等“司令”确定了“同时返库，统一行动，上访与返库相结合”的策略，商定了一旦返库，就各县回各县移民前种地的返库地点，并拟出了“宁作库区鬼，不当安置区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种地无罪，返库有理”等口号。返库的时间没能具体确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等把所有移民动员起来后再另定时间。

虽确定了统一抗争的返库策略，但在是以上访为主、带动返库，还是以返库为主、带动上访及是否可与政府干部合作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刘怀荣和苗福群的人（苗本人未参会）“不愿意与那些日哄人的干部打交道，也不想同他们对话。要闹就闹个针锋相对，决不妥协，直闹到他们同意返库为止”。王福义、陈文山则主张：“移民不能拿政府干部作对头。我们闹这么多年，一不夺权，二不反党，只不过是要种地，要土地，要返库。既然是这个目的，最后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