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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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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与柳托夫（2）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前述趋同行为最强烈的一次反拨了。

马克·斯洛宁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说：“这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同凶暴的骑兵之间的冲突以及最后取得和解的情节构成了《骑兵军》中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士兵’和他们的尽管含糊不清却是理想主义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两个主题都根植于巴别尔的骑兵军日记。斯洛宁还说：“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调的冲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之上。”此种矛盾与冲突也萌生于日记之中。然而日记残缺不全，《骑兵军》亦为未竟之作——他曾计划写五十篇，因为受到布琼尼等人的攻击，遂告中止。据此对于日记与小说，巴别尔与柳托夫加以比较，好像难以断言什么，只是觉得其间多有差异罢了。日记是实录，《骑兵军》是小说；日记记载的是巴别尔自己，小说中的柳托夫则是他所塑造的一个人物，有此不同亦不足为奇。

《骑兵军》最初版本计三十四篇，均写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间；作者此前所作《格里休克》《他们曾经九个人》以及后来补写的《千里马》和《吻》，则增补进他生前和死后再版的《骑兵军》中。《他们曾经九个》与《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描写的是同一事件，其中“我”的表现更像是写日记时的巴别尔。C。波瓦尔措夫说：“《骑兵军》的成就不仅未冲昏他的头脑，而且促使他思考，不再可能继续挖掘以往的主题和已经成熟的格调。确实，‘尾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继续伸展，比如《千里马》《吻》等小说，但它们只是尾巴，仅此而已。”（《“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关于巴别尔的创作生涯》）依我之见，这两篇增补的“尾巴”不无深意。《千里马》更像是个寓言。“我”骑不了千里马，也无法与千里马的主人吉洪莫洛夫取得和解；不过“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是以“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仿佛旨在说明，革命与哥萨克对“我”来说毕竟是两回事；“我”可能为后者所接纳，却无法与前者融为一体。

《吻》与此前诸作写法稍有出入，格调更接近于契诃夫。作为《骑兵军》事实上的绝笔，这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说写道：“这些日子，老人沉浸于突如其来而又晦暗不明的激｜情勃发的希望，而且为了不冲淡自己的幸福，他尽力不去注意我们对某些嗜血行为的夸耀，以及我们在意图解决所有世界问题时天真的高谈阔论。”其实整部《骑兵军》所描写的对象——哥萨克以及企图与其保持一致的柳托夫——都可以概括在后半句话里。接近结尾处说：“在那里，在储藏室，我见证了从龚希奥洛夫斯基伯爵城堡开始的吻之路，是怎样一段无法调头的致命旅程……”最后那位瘫痪老人也死了，不啻宣告“我”与这一家人曾经有过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吻》概括了“我”的全部心路历程。它揭示了一个与《骑兵军》其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