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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忠义，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后来在李贽以后，出现了一个诲盗说。诲盗说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先生，请他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大家欢迎。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什么不同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第一，忠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它通过宋江这108人，他们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它通过这个情节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续》，他评《水浒传》抓住了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忠义，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

后来在李贽以后，出现了一个诲盗说。诲盗就是说，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历史的同志很清楚，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已经动乱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明代的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快要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懋第，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就占据了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叫漕运嘛，就是南粮北调，装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就把它的经济命脉掐断了，他在题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那么他就是诲盗说的一个代表。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他评论《水浒传》，他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

建国以后呢，五十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因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革命的造反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成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思想、看法也提出来很多，不过我认为它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上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诲盗说。